主的恢復-歷史研究系列之一:1948與1984

**本文轉載自「歸回錫安旅記」,文章若有修正,以該網誌為準**   要認識主的恢復,並在今日主恢復的眾召會中往前,不能不認識主恢復歷史的兩個重大轉折點:1948與1984。   1948是倪柝聲恢復盡職後,帶領各地教會重新出發的一年;而1984則是李常受自美回台推行改制,帶領臺灣眾召會走上「新路」的一年。今日全球眾地方召會實行上的架構、格局,大體是在這兩次重大轉折的時期所制定的,如果不知道1948與1984所發生的事情,不知道倪柝聲與李常受在那些年間所傳輸的信息,那就不可能清楚瞭解今日眾地方召會概況的發展脈絡。   1948年是「職事」與「召會」二者關係調整、彼此結合、重新出發的一年。在1948以前,「職事」與「召會」的關係是分離的、刻意保持安全距離的,因為根據1937「工作的再思」所揭示之異象,「職事」必須謹慎與「召會」保持距離,才能避免各地方召會不走上「宗派化」的格局。然而,自從1948年以後,這種距離在基督身體的異象中被模糊了、消除了,倪柝聲判定不能在地方教會尚未成熟以前,過早強調地方教會的獨立性,過早將權柄交出去;相反地,未成熟的地方教會應當把自己重新「交出來」給職事,接受職事的帶領、保護、成全,地方教會應當先「跟隨職事」,在基督身體的實行上達到成熟,然後「職事」才能放手讓各地方教會落實地方上的自治。有關1948年轉折之內容和細節,研究者可從此書入門:「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   研究者不難發現,1948年的轉折包含了一些重大的矯治行動,矯治同工之間的個人主義,同時矯治地方教會中的地方主義、閉關主義。而要著手矯治這些弊病,最好的藥方就是「基督身體的異象及實行」,這就是地方召會強調「基督身體」的一個重要起點,而且不是關在一個小地方實行基督的身體,乃是要在全地上所有的地方召會之間實行基督的身體,而各地教會彼此聯結的重要憑藉就是「那職事」,亦即建造基督身體的職事。1948以後,「基督身體」在各地教會中講得很響亮,幾乎成為「地方召會」立足於當今基督教世代的最核心價值,如果你到一個教會中過了半年、一年的生活,卻沒有聽人講過「身體」,那個教會肯定不是緊緊跟隨倪柝聲、李常受帶領的地方教會。   倪柝聲當年帶領眾教會進入基督身體的異象時,他是非常注重「聖靈」的。他甚至曾以預言式的口吻提出警告,說:「教會一脫離聖靈,一沒有屬靈的實際,就成為羅馬天主教。羅馬天主教也有可能在我們中間產生。」(1948年4月12日,倪講於上海哈同路)教會熱心實行基督身體的異象,卻忽略了聖靈、脫離了聖靈,結果就剩嘴巴講身體,雙手卻是蓋造巴別城、巴別塔。「地方召會」於來台發展以後所遭遇的一次次危機,差不多都是因忽略聖靈,想憑血氣之力去建造「身體」。從1949年到1984年,李常受來臺灣後的職事帶領,由於反對眾地方教會追求五旬節樣式的復興,因而在教訓上偏向貶低五旬節運動的反靈恩之風。李常受教導的是他獨特的聖靈神學,輕看聖靈澆灌的經歷,強調父、子、靈在素質上之合一,並對眾聖徒強調應該注重素質一面:「那靈與人靈調和成為一靈」的經歷。李常受對五旬節運動的認識相當膚淺,評價相當偏頗,總是強調撒但混雜在五旬節教派中的邪靈工作,藉此警告眾人不要追求靈恩。眾地方召會由於受到李常受的反靈恩之風影響,在事奉中曾經歷聖靈澆灌的信徒愈來愈稀少,教會光景從起初七年的百倍擴增,到後來逐漸步入不結果子、人數無法擴增的瓶頸,再加上李常受在教會中輸入的閉關主義思想,到了1984年,臺灣眾召會的情形可說是陷入一片荒涼、死沉,甚至還有衰老、絕後之虞。這就是1984年李常受準備推行新路之前的大致背景,那時候臺島各地召會的屬靈情形早已相去1948年倪柝聲帶領下的情形,不知幾百里。   1984年,李常受已屆80歲之高齡,他不能容忍臺島眾召會如此深陷於老舊死沉之中,於是,他嘗試分析過去35年來眾召會步向老舊的原因,盼望能給教會開出藥方,對症下藥,除去攔阻教會健康發展之病因。可惜的是,80歲的李常受對於27年前史百克不贊同他在臺帶領「地方立場」的實行,仍然無法釋懷,這件事遮蔽了李常受對歷史的回顧,使他先將教會老舊之原因歸咎於史百克訪台及後續引起青年同工之間的風波,說教會因此丟棄了來台初期分家分會所的作法,忽略了產生後代,轉去只注意追求「屬靈」。其實教會步向老舊的最主要原因,應該歸咎於1949至1984年間,地方教會在實行上過度高舉倪、李有限的職事,而忽略了聖靈的地位和主權所致。倪弟兄當年的預警已經局部獲得應驗:「教會一脫離聖靈,一沒有屬靈的實際,就成為羅馬天主教。羅馬天主教也有可能在我們中間產生。」1984年主恢復眾召會給人的觀感,正是像羅馬天主教那樣團結一致、排斥異議、不容挑戰,主的恢復已經喪失了徹底反思並且全面改革的能力,因為李常受的聲望在地方召會中已如教皇,絕不容質疑。   欲研究1984年改制的內容和細節,可以從「主恢復的前景與生機事奉的建立」一書入門,該書集結了李常受於1984年在臺釋放之信息,包括歷史的回顧、制度的檢討與分析、以及新路實行的概要。1984年以後,李常受在各地方召會推動新路,核心價值就是推動「人人盡功用」。李常受想要翻轉過去地方教會過度依賴職事的習性,想要廢掉少數同工代替多數聖徒盡功用的惡習,因此重新擬定策略,規劃可行的架構,想在地方召會中一舉實現林前14章26節的實行:「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然而,這一點恰與倪柝聲在1948年考慮的問題,從不同方向相會在一起,那就是,地方教會之「成熟度」的問題。為什麼從倪柝聲判定地方教會尚未成熟,教會已經「跟隨職事」走了36年(1948~1984),到了1984反似步入了更荒涼的局面?豈不詭異哉?難道原因真的像李常受所說,是因為被史百克攪亂之後的二十幾年來,忘記推動人人盡功用?原因恐怕不是這麼膚淺。   論到林前14章26節的實行,倪柝聲早已在「工作的再思」一書中提出預警:「如果要有林前十四章的聚會,就得有聖靈的澆灌;沒有聖靈的澆灌,就是有林前十四章的聚會,也不過是等於具文的。所以,弟兄們,我們不能不先帶領人得著聖靈的澆灌,不然就是你讓他們起頭有教會性的聚會,也是不發生效力、沒有能力的。」李常受職事帶領下的最大缺失,就是忽略了幫助每一位信徒領受聖靈的澆灌。李常受對五旬節運動的偏見,以及他教訓中的反靈恩之風,導致教會中愈來愈少人追求、經歷聖靈的澆灌,結果當然不可能產生林前十四章的聚會,結果必然是教會繼續依賴職事,這一點倪弟兄早已斷言。單強調「素質的靈」,並不足產生林前十四章的聚會。要有林前十四章的聚會,要真正實現新路的榮景,一定要幫助人人領受聖靈的澆灌,就是李常受所說「經綸的靈」。人的手只能蓋造出巴別塔,蓋造出巴比倫大城,絕對、絕對不可能建造成真正的基督之身體,後者唯有當教會浸潤在聖靈裡時方能成就,而這正是五旬節運動中靈浸經歷的真正目的,你我不該反對,也不該輕看「聖靈澆灌」,這是地方教會能否達到成熟的關鍵,是「工作的再思」刻畫之「地方教會」能否於今日地上行得通的關鍵。

一封致水流職事站及眾地方教會長老的公開信–對於倪柝聲和李常受帶領眾地方教會走上宗派路線的再思

**本文轉載自「歸回錫安旅記」**   1960年代期間,李常受的一些同工們因為不贊同他的「閉關主義」而選擇不再與他同工,前後計有卲遵瀾、侯秀英、林三綱、魏建章、何廣明、史伯誠…等。當年,李常受遵循倪柝聲有關「教會立場」的教導,將各宗派的聚會一概視為是在「分裂立場」上的聚會,只有各地方教會聚會所中,不掛宗派名稱的聚會才是在「合一立場」上的聚會。然而,李常受這麼作的同時,並沒有維持倪柝聲1937年在「工作的再思」中所揭示,職事與地方教會間的界限,反而效法倪柝聲1948年提出的「耶路撒冷路線」,由職事領導教會,讓地方教會緊緊依附於他的職事,這條路線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安排他職事的同工兼任地方教會的長老,與「工作的再思」中所堅持的地方教會路線大異其趣(倪柝聲後來稱1937年所看見的是安提阿路線)。   「工作的再思」所揭示的地方教會路線,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地方教會不依附於單一工人團體,也不排斥其他工人團體,藉以保持教會的包容性與合一性,敞開接受眾執事的供應,避免宗派主義的危害。然而,李常受來台帶領眾教會以後,一面在形式上堅持「地方合一立場」,另一面卻在實質上實行「職事-教會」路線(即耶路撒冷路線),這麼作的時候就大大縮小了地方教會的包容性,降低了地方教會持守真正合一的可能性,陷入了史百克弟兄警告之「小基督、小教會」的危機。李於1950年代後在台帶領眾地方教會,謹慎地與基督教各宗派之間維持「寬大的鴻溝」,除了接納信徒個人參與本會聚會之外,李和其同工們絕不歡迎各宗派牧師到聚會所講道。這種「職事-教會」路線之下的地方教會,實質上已經落入了宗派主義和閉關主義,緊緊依附於李常受和其同工的職事,同時對其他宗派的職事存有極其強烈的排斥感,與「工作的再思」一書揭示的地方教會精神完全背道而馳,這可能是倪柝聲帶頭實行耶路撒冷路線時,始料未及的困境。從李常受處理幾次同工異議的歷程來看,李本人對於這種困境相當欠缺神學上的反思,只知道一味跟隨倪柝聲在不同年代提出來的「路線」,一心想要調和「地方教會」與「職事-教會」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結果卻是身陷宗派主義和閉關主義,久久不能自拔。   倪柝聲和李常受於1948年時沒有考慮到,在當今宗派林立的局面下(這與初代使徒面對的局面很不相同),當倪、李選擇以職事來帶領教會,許可同工兼任地方教會長老的時候,他們就已無法避免會建立一個全新的基督教宗派。1948年以後迫切遭遇的問題是,一旦走上宗派的路線,就應當針對1937年「工作的再思」書中關於「宗派」的負面評價進行反思。其實基督教哪一個宗派不是因為容讓職事帶領教會而成立?倪李的耶路撒冷路線,在本質上和各宗派成立的路線完全一樣。1948年以後,如果不能進一步鑑別「宗派」與「宗派主義」之間的不同,反而繼續定罪其他宗派聚會皆為「分裂立場」,那麼別人就會認為你是個假冒為善者,因為你的宗派意識反而比任何宗派更為隱藏且強烈。   「宗派」本身不是罪惡,「宗派主義」才是罪惡。「宗派」本身只不過是眾聖徒追求真理過程中,由特定職事和會眾進行「有限度結合」的結果,是歷史上暫時性的必然,如果把這種歷史性的必然定為罪惡,那麼倪李在1948年以後的作為就是領眾聖徒往最大的罪惡狂奔。在「職事-教會」的治理架構下,你必須坦承自己就是宗派。相較於其他宗派,你確實有獨特的神學、獨特的教義,你要求眾教會使用你的神學材料,要求眾聖徒以你的神學思想為基準,這些跡象都證明你是個宗派。此時此刻,你應當更能諒解其他宗派成立的歷史處境,因為他們也是在「職事-教會」的治理架構下產生的群體,這一點和你沒有兩樣。此後,你絕不能再堅持其他宗派的聚會一定是在分裂的立場上,雖然他們有宗派名稱,而你沒有,但分不分裂、合不合一難道只是由名稱決定?斷乎不是!分不分裂不只是由名稱決定,更是由「宗派意識」所決定。在地方教會路線的實踐上,「保有合一意識」比「除去宗派名稱」不知道重要幾千幾萬倍!   一位受託持守「教會合一」之見證的時代性執事,本來應當向其他宗派在基督裏的眾執事展現更大的包容性,然而李常受表現出來的態度卻完全相反。今日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只能說這是一個極大的遺憾,我們謹慎地汲取教訓,也不敢自以為精明,因為換作是我們,也不見得能在第一時間作岀深刻的反思、明智的抉擇,我們也可能朝向閉關主義的罪惡狂奔。我們因神憐憫、蒙神所賜,今日得以有一個歷史上的高度,可以重新省視前面弟兄的帶領。現今,應當是我們徹底醒悟過來的時刻了!且存著成熟而寬廣的心胸,好好去實踐「工作的再思」所揭示的真正合一見證。

對於「李常受」和「主的恢復」的公允理解,以及我們今後當走的道路

  今日要回顧20世紀基督教會在華語世界的發展歷史,並在眾聖徒中尋求完全合一的交通,有兩個教派是無法忽略的,一個是「真耶穌教會」,另一個則是「主恢復中的召會」。本文嘗試以公允的角度(而非根據局內人的自我詮釋),引導讀者理解後者,也就是所謂「主的恢復」,包括那個無法從教會歷史中抹去的名字:李常受。   論到主恢復這個教派以及李常受這個名字,多年來在臺灣本島的眾多聖徒中間引起很多反感。李常受自大陸來台之後,其職事是以倪柝聲的傳承者自居的,他所管理的臺灣福音書房,在臺灣大量出版倪柝聲和李常受的信息。然而,對於李常受與倪柝聲分開之後的職事,倪柝聲全無機會加以審視,因為倪柝聲自1952年春天被新中國政權逮捕拘禁之後,到死為止都無自由與外界溝通。李常受自居是倪柝聲職事的傳承者,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不同意者認為李在基督教界驕傲排外、獨斷獨行,一點也沒有倪氏謙卑忍受苦難的僕人風範。而受到李的影響,華語世界和英語世界中,有一大群聖徒們漸漸顯出閉關主義的特質。即使李本人已於1997年離世,他身後在加州安那翰的一班「相調同工們」,仍然自認是這份職事的正統傳續,繼續領導全地上「主恢復」的工作。   那麼,主的恢復果真是驕傲排外的教派嗎?李常受果真是獨裁專制的教皇嗎?如果你只看他的某些行徑,你確實可能這麼想。要理解今日「主的恢復」,就要理解李常受(理解當然不等於贊同);但若要理解李常受,就好像庖丁解牛一樣,刀鋒必須從最精準的位置切入,解牛才能俐落,不傷了思想的刀刃。要理解李常受,你還必須先理解倪柝聲,因為李並不是一位無謀的莽夫,他職事中的一切安排、帶領,都是為了忠心實踐他從倪氏口中領受的異象,特別是來自倪柝聲晚期職事的話語(1948~1952)。   「主的恢復」這一教派誕生於何年、何月、何地?公允而論,「主的恢復」這一教派誕生於1948年3月,中國福州。在這個時點之前,倪柝聲和他帶領的團體大多被人稱為「小羣」,倪和他同工們之間的聯結是鬆散的,倪職事和眾地方召會之間的關係是保持距離的。然而,自從1948年3月以後,倪的職事產生了極大轉折,同工間的連結從離散變成集中,倪職事與地方召會間的關係從分離轉為合一,一個中央集權、忠誠團結的教派於是誕生,從福州、上海到沿海諸城,「小羣」的稱呼很快顯得不再合乎其快速擴長的身量,而另一個名詞-「主的恢復」-則漸漸在眾聖徒心中變成團體認同的概念。   1948年3月,在中國福州,發生了什麼事?2月26日,李常受偕同二十幾位同工(包括幾位福州本地負責弟兄)到訪福州城外南臺海關巷的倪氏居所。3月1日,李常受拋出關於「工作區域和中心」的問題,誘導倪氏講出關於今後工作的「耶路撒冷原則」,語畢,在場的同工們無不贊同倪氏提出的路線,便答應倪氏之要求,將自己「交出來」,交由倪氏主導的工作全權帶領,並且在數日之內召集福州召會聚會,由負責弟兄一併將地方聚會「交出來」,投入倪氏看見的「耶路撒冷路線」,共謀恢復大業。   1948年是世局發生重大變動的一年。1948年,亡國超過兩千年的猶太人重新在他們渴望的地方建立自己統治的國家;1948年,戰後歐洲荷比盧三國組建關稅聯盟,被後人視為歐盟之肇始;1948年,中國共軍在三大戰役中重挫國民政府軍隊,眼看中國的政權即將易手;也是在1948年,倪柝聲的職事自六年的沉寂時期中復起,他與李常受等同工聯手,計畫按照「耶路撒冷原則」,在政局動盪的中國大陸拓展他們的時代性職事。   且讓倪柝聲自己,告訴我們他在1948年發現的重要原則:「今天我們需要重新來看耶路撒冷的原則。神的工作是從耶路撒冷出來的。當初命令是從耶路撒冷起首的。在聖經裏,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工作。神設立耶路撒冷作工作的中心。在神的眼光裏,所有的使徒都應當留在耶路撒冷。從前我們在漢口所說的話(指1937年「工作的再思」),今天我們一個字都不拿回來。不錯,教會是地方的,但在神的眼光中,工作有牠的中心。在漢口所題的,是地方教會成熟以後的光景。我們在這些年間工作的失敗,乃是在地方教會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把權柄交出去。按照神的次序,乃是先有耶路撒冷,纔有地方教會。今天我們的失敗乃是,先有地方教會而沒有耶路撒冷。主安排的路是從耶路撒冷開始,再到撒瑪利亞,然後到地極。耶路撒冷在先,以後纔有地方教會。已過我們看不見這一點,所以在各處雖然有那麼多小教會,結果卻沒有學習到配搭。地方教會變成一個工人帶著兩三個負責弟兄的小王國。過去主的見證的難處乃是沒有從耶路撒冷作起。今天我們要學習先有合一的地位,由耶路撒冷開始。我們若不回頭,跟隨耶路撒冷的原則,我們的路就走得不好。」(倪柝聲對同工講話,於上海哈同路,1948年4月17日下午)   倪柝聲的轉折是什麼意思呢?打個比方,倪1937年著作了「工作的再思」,好比蔣介石當年承繼了孫文遺留的民主憲政理想,但倪到了1948年重新發現「耶路撒冷原則」,則好比蔣介石後來發現時機未到,還不能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軍政,要消滅軍閥、要抗日、要剿共,最後必然要戒嚴,主的恢復到2013年的今天還在實行戒嚴,對於教派內部的異議者懷有極大的恐懼和敵意,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倪氏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眾地方教會尚未成熟,所以權柄必須先收回來、必須集中,工作上的集權是必要的手段,是暫時的手段,目的是為了產生出成熟的地方教會。這個路線是否真正合乎聖經,並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之內。本文的用意是要指出,李常受後來在海外帶領「主恢復工作」的作風,完全是受到倪晚期職事的影響,不是李自己隨意獨斷而行的。在1948年間,倪氏對那些「自願交出來」的同工們,很強地說到「耶路撒冷的原則」,雖然李常受於隔年春天隨即去了臺灣,不能繼續伴隨倪氏左右,但李於1948年已經深受浸染,堅定認定了「耶路撒冷路線」絕對正確,後來並在臺灣、北美等地貫徹實行這一原則。然而,李身後的同工雖然延續這一路線,卻似乎早已忘記回到倪氏的原點發問:「眾地方教會已經成熟了嗎?現在可以解嚴、實行憲政了嗎?」又或者,按照他們將原則無限延伸下去的趨勢,地方教會永無成熟之日呢?可惜當年倪氏未及留下解套的條件,沒有留下如何判定地方教會是否成熟的標準,就已遭到終身拘禁,不能再說什麼了。   倪所傳講、李所實行的耶路撒冷原則,不僅是關於同工事奉集中度的安排而已,這只是一面,但還有另一面的講究,就是要由他們時代性的職事來帶領眾地方召會,將「地方召會」置於「那職事」之下,這一點大大突破了1937年「工作的再思」中所論及工人與召會保持一定距離的架構,此後,同工們兼具地方召會長老職分的情形就愈來愈普遍,愈來愈多地方召會的負責弟兄也變成倪氏口中「我們中間」的同工。倪的職事走到這一步,與其他教派、其他差會中的「職事-召會關係」已經失去本質上的差別了,只剩下地方性召會在形式上、名稱上的差別,只差在倪所帶領的聚會沒有冠上特定教義的名稱,僅留「某地方」的名稱而已。在這種情形下,地方性聚會已經很難站住真正的合一立場,很難向眾職事敞開,因為倪李的職事已經先入為主,在地方性聚會施加強力的帶領,甚至造成排他的負面效果。   我們怎能一面只向單一職事效忠,另一面還宣稱自己站在地方合一立場,定罪其他教派團體為分裂?這是不可能的、是自相矛盾的。以倪氏過人之聰明而言,他不可能沒預見到這種危險性,我相信以倪氏寬大的心胸,必定致力於保守他牧養的羊群脫離狹隘的宗派主義、閉關主義,而與基督教會中的其他職事保持良好交通。但非常可惜的是,倪氏來不及展現出他與基督教會眾職事的合一交通,中國的鐵幕即已迅速拉下,國外的福音事工、差傳機構被迫全數撤離,大陸聖徒頓失和外界交流、通訊的自由。倪柝聲於1949年指派李常受來臺,實在是對李寄予厚望,臺灣雖仍處於政治戒嚴時期,但相對而言卻有更大自由,基督教各教派、眾職事尚能自由宣教,實在是元首基督量給祂僕人李常受的大好良機,彰顯真正合一的見證,在臺島實現倪氏來不及完成的異夢。   李常受肩負著基督身體合一的見證,來臺之後,最大的挑戰並不是福音工作的拓展,而是如何與基督教會的其他職事、其他團體保持合一的交通、謙卑領受基督身體中眾職事的供應。此時在臺灣的眾教派之中,除了真耶穌教會自視為唯一得救之真教會,以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自視為唯一得賞之餘民之外,除了這兩個團體,其他職事和教派很少持有閉關主義的心態。然而,李或者是受到山東人嚴謹個性的限制,難以放下對於「召會立場」之形式上的堅持,他不但不願意和其他教派團體有交通,反而愈加強調要維持與「基督教」之間的鴻溝。李常受也不肯接受前面弟兄史百克的勸告,甚至誓言絕不再邀請史弟兄來臺交通。就這樣,李把他牧養的羊群漸帶到一種閉關主義的局面,宛如「閉關弟兄會」在臺灣重現,後來更把組織延伸到美國等其他區域,雖然保留地方召會的形式,也繼續忠心宣傳倪氏傳講的時代性異象,但基督身體合一的本質和實際卻漸漸失去(觀諸朱韜樞弟兄被隔離檢疫的事件可見一斑),難以趕上真理的高度。   今天,該職事以北美安那翰水流職事站為首的相調同工們,仍然透過一年七次特會或訓練,忠心地宣傳倪氏和李氏釋放的話語。我們仍然能從他們忠心傳遞的話語中得到莫大的供應,但合一建造之路,我們自己必須踏實走。    亞伯拉罕納妾生下一子,名為以實瑪利,但神並沒有揀選以實瑪利承繼祂應許亞伯拉罕的特別福分。雖然如此,神也沒有咒詛以實瑪利,反而如經上所記,神對亞伯拉罕說:「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已賜福給他,使他繁衍,極其增多。他必生十二個首領;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創世記17章20節)一面來說,以實瑪利和他的後裔沒有行走在神計畫的主線上,但另一面來說,他們在旁線上仍然蒙受某種性質的祝福,繁衍增多、極其昌盛。這是神話語明顯的啟示,也應驗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今日中東地區有許多人自認是以實瑪利的後裔),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神的話是這樣:主線上的可以蒙福,旁線上的也可以蒙福。祂是全豐全足、極其寬大、樂意賜福的天父。人類歷史上有許多敬奉獨一真神的宗教、教派,固然不見得全都行走在神計畫的主線上,不見得完全準確地傳講真理,但其中許多團體、許多事工也都蒙神賜福、人數眾多、非常興旺。當我們嘗試理解歷史上一些重要教派,例如本文關切之「主恢復中的召會」,我們常會看見其中也有蒙福興旺的特徵,但我們能否單憑這點認定他們是行走在神計畫的主線上?顯然是不能的。一個教派或團體是否行走在主線上,常須經過一百年、兩百年以後才會慢慢顯明,「主恢復中的召會」誕生至今才不過65載,現在要認定,還言之過早。我們若因該教派在過去65載歷程中顯示的軟弱和缺點,武斷認定他們一定不是在主線上,這就是按外貌論斷人,是絕不公允的,是神的誡命所禁止的。   任何一位尋求建造基督的身體,熱切渴望耶穌基督再來的聖徒,面對基督教會中的任何職事、任何教派,最蒙稱許的心態就是謙卑領受、截長補短、去蕪存菁。「主恢復中的召會」能否從既有的軟弱和缺點中突破(據悉,李自1997年離世至今,臺島上已有許多同工有所突破,開始與其他教派進行交流),這是他們自己該負的責任。但對於同作肢體的其他聖徒而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全盤吸收他們帶給整個基督教會的貢獻,全部化為我們的養分,這是我們該有的胃口,也是我們該有的雄心。筆者原是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蒙恩信主,不久後蒙主帶領,來到「主恢復中的召會」聚會、配搭事奉,在此邂逅了我親愛的妻子,現今也在此養育我們的孩子。我家中的書架堆滿臺灣福音書房的出版品,我妻子曾參加一年全時間訓練,後來與我結婚,她的妹妹則參加完過兩年訓練,後來曾在某地召會全時間服事數年。我向你們作見證,主賜給我一個很大的胃口和雄心:凡是倪氏和李氏職事中的「珍珠」,我全都要,對於其他教派或職事亦然,我也都要。聖靈也可以為我見證,我不是帶著批評論斷的心態留在「主恢復中的召會」,若是那樣,我就是浪擲主所賜給我用的寶貴時光,我相信本文的讀者也可以感受得到。唯一比較特別的是,我並不像有些人視倪氏和李氏的每一句話都等同聖經的權柄。   本文的目的尚未達成,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理解「主的恢復」和倪李職事之內涵,他們的貢獻,以及職事內涵上的偏缺,這要用掉很多篇幅。   任何一樣事物,如果完整無缺,就無恢復之必要,因為有所缺失,才有恢復之要求。「主的恢復」本非特定教派的稱呼,「主的恢復」原是發端於1517年,馬丁路德對羅馬教廷提出嚴正的抗議,公開譴責大公教會所失落的信仰實質,而呼籲教會應當恢復這些實質。那時之前,路德身處在一個自稱是正統的、合一的教會之中,他為了追求信仰的實質,曾進入教會的修道院修道,讀經、禱告、力行,盼望能獲得永遠的救贖。他原是尊崇羅馬教廷的權威,曾認真實行他們傳講的救贖方法,諸如苦待己身、克制肉體的慾望,期盼能夠蒙神稱義。但當他認真實行這些方法時,卻發現難以確定是否真能彌補從前的過犯,他的內心一直沒有平安,不知道修行到何年何月才能免受永火的審判。直到有一天,他暫時擱置教廷教導的救贖方法,自己展讀初代使徒保羅留下的遺著時,他的內心從中蒙了光照:「人得稱義是本於信,不是本於行為!」路德看見了「因信稱義」的亮光,心中獲得了極大的平安,他看見人得救不是憑藉從前他所實踐的那種苦修,而是必須對神要有「信心」,不是單憑他自己的努力,乃是信靠神的工作,藉著耶穌基督替罪人釘死於十字架,從前過犯便得赦免,憑信在神面前得著稱義。路德找到了他個人的救恩之道,他在神話語的光中進一步看見,羅馬教廷許多的教訓都極腐敗、不合乎聖經(當時羅馬教廷還禁止一般人擁有聖經,只能在主日早上聆聽教會神父的講道),其中最離譜者例如「贖罪券」,以救贖之名,行斂財之實,其面孔之猙獰,有如豺狼。路德心想:「在這種氛圍之下,一般人若非像他一樣進入修道院潛修,怎麼有機會閱讀聖經?怎麼有機會認識救恩?」聖靈大大感動路德,他就立志要扭轉這種虛妄的局面,於是自1517年開始了所謂的「宗教改革」,也就是「主的恢復」的濫觴。   恢復的呼聲原是在大公教會內部發出的,如果當年羅馬教廷接受了路德的見證,痛改前非,路德就無須在羅馬教會的體系之外,另外成立新的教派。令人遺憾的是,當年羅馬教廷將路德視為叛逆,欲擒拿而誅之,而非視他如先知,披麻蒙灰悔改。這種情勢迫使路德脫離羅馬教會的體系,在大公教會之外成立新的教會,人們冠之以更正教、新教之名,以資區別。在此,我們無須過度關注不同教派在行政上或組織上的對立,而該把焦點放在聖靈在每一時代的職事中所要恢復的重點。聖靈藉路德的職事所恢復的一項眾所公認的重點,乃是「因信稱義」的真理。你我雖然不見得是在路德教派中聚會,但我們仍然能夠接受路德職事所帶給整個基督身體的供應,毫無任何妨礙。聖靈並沒有說,凡接受路德職事供應的信徒,都必須脫離原來的教派去加入路德派,聖靈也沒有要求凡使用路德翻譯之聖經者,都必須加入路德派,聖靈並沒有這樣帶領每一位信徒。這個基本的問題必須弄清楚,否則無論是在哪一時代,既有的教派總是很容易將那一代的路德視為異議者、叛逆者、分裂者。事實上,無論是誰都必須謙卑地承認,基督教會中現存的教派沒有一個是完美無缺的,如果有誰自認完美無缺,認為其他人皆須脫離原教派、加入他們的行列才能完全,這樣的心態乃是最可疑的,最可能含有撒旦假冒的工作(19世紀興起的摩門教就是持守這種心態),如此自誇、審判別人的人,必受神最嚴厲的審判,「因為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7章2節)。   親愛的弟兄或姊妹,無論你現今慣常參加的聚會被視為哪一教派,只要你那一聚會中的負責人不持守閉關主義、宗派主義,你都可以繼續參與其中的聚會。召會聚會的門應當是敞開的,應當向基督身體中的不同職事敞開。如果一個聚會的負責弟兄僅因某人的說話不合我意,便要求會眾拒絕他、隔離他,這種行為和當年攆出耶穌的猶太會堂並無差異。聖靈並未呼召我們脫離原教派,但祂確實呼召我們脫離閉關的宗派,因為拒絕元首基督設立的一位最小執事,就是拒絕了主、就是將主耶穌擋在門外。馬丁路德不僅恢復了「因信稱義」的真理,他也重新傳講「信徒皆祭司」的真理,然而,「信徒皆祭司」的真理要能實踐在召會聚會中,則聚會的方式勢必要容許每位信徒都有憑靈禱告、在聖靈裏盡職說話的自由,而基督教會中的宗派主義、閉關主義,乃是聖靈得以自由運行的極大攔阻。   自16世紀初路德改教至19世紀初為止,歐美世界不斷有新的教派成立,其數量、名目之多,實在難以計算。一面而言,這是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展現,這種自由是值得保障的;但另一面而言,新教派的成立經常含示著既有教派不願立即接受「新恢復的真理」,基督教會中的信徒們總是習慣停留在前人恢復的既有成果,自以為這樣已經達到完全。19世紀時,英國有一班信徒不約而同看見了基督教會的這種通病,決心要尋求在合一裏敞開的交通,於是開始和具有同樣異象的信徒一起聚會,他們或在家中聚會,或使用臨時的會議室,彼此間僅以「弟兄」相稱,聚會中並沒有神父、牧師這些特別設立的職位。他們傳講因信稱義,但不加入路德會;他們將悔改的罪人浸入水裏,但不加入浸信會;他們由負責弟兄們一同治理召會,但不加入長老會;他們追求聖潔生活,但不加入循道會;諸如此類,這些弟兄們儘可能領受眾職事帶給基督身體的供應,同時謹慎不使自己的聚會標榜特定職事,竭力保守合一並敞開的交通。後來人們不知該怎麼稱呼這一特別的團體,索性稱他們作「弟兄會」。(但在地球上其他地區興起的同類聚集,則可能被冠上不同的稱呼,例如倪柝聲早期參與的聚會就被稱作「小羣」。)當年弟兄們的聚會相較於其他教派的聚會,更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豐富性,因為他們謙卑吸收眾職事的供應,也盡力在召會生活中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真理。甚至有人指出,他們當年的召會生活,其見證宛如啟示錄3章提到的非拉鐵非召會,相當討主喜悅。   等到20世紀初期,主在中國得著倪柝聲、李常受這些青年信徒的時候,他們早期事奉的路線也是和英國弟兄會不謀而合,具有弟兄會擁有的特點,各地方性聚會保持高度的包容性、豐富性,各地方聚會間也沒有集中的同工團或只跟隨單一化的職事帶領,這一點無疑是倪李早期職事帶給華人信徒的一大供應,證實了弟兄會那種形式純樸的召會生活,在華人信徒中間也同樣可行。   自16世紀初至19世紀末,聖經中許多項真實的教義得到了恢復。16世紀初路德的恢復是始於羅馬書中「因信稱義」的亮光,一直到19世紀末之時,眾多聖經教師的焦點已經達到了啟示錄中「基督再來」的亮光,其中對於末世預言多所闡明者,莫多如「弟兄會」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這兩大團體中的教師。可以這麼說,自16世紀初至19世紀末,從羅馬書到啟示錄,這些書信中的教義之光、預言之光大體都已得到恢復(雖然解經上仍存有歧異,尚待辨證統整),信徒們如果敞開心胸接受前人恢復的屬靈遺產,在基要真理和聖經知識方面已可達到相當程度的富足。   1900年1月1日,時光躍入了第20世紀。繼承了前代富足的屬靈產業,生活在20世紀的眾聖徒肩負著重大的使命。這使命主要不是在解經的工作,不是在神學知識上,不是如何追求或發明更高深的屬靈亮光;他們身上的重大使命,主要是在「實踐」方面,在於如何將神的道實踐出來、在地上實行出來。而要實踐神的道,我們並非前無古人,因為要實踐神的道,聖靈就引導各地的聖徒們來看榜樣,什麼榜樣?初代召會的榜樣。從羅馬書到啟示錄,基要真理和教義大體得到了恢復,但論到榜樣,這些書信似乎仍然若有所缺。但是,啟示錄之後還有什麼呢?沒有了,啟示錄已經是聖經書卷的最後一部。那麼,榜樣要從何處追尋?面對這一問題,聖靈在20世紀不約而同地引導各地聖徒,聖靈引導眾聖徒來看一卷書:使徒行傳。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令人興奮的時刻!多少世紀以來,大多神學家認為使徒行傳只不過是一部歷史書,用來建構神學理論沒有太大價值。然而,當聖靈使眾聖徒的注意力從理論轉到實踐上的時候,這卷歷史書卻成了一卷不可或缺的「榜樣書」,凡是關心召會生活實踐的話語執事們都離不開這卷榜樣書。當傳統的福音派神學家還埋首在書卷中潛心寫作的時候,許多地方已經聚集了成群的男男女女、黑人白人,遵循行傳一章的命令祈求領受聖靈的浸。當聖靈引導人們的注意力回到使徒行傳一章,很快的時間便在基督教會中興起了「五旬節運動」,這是一波實踐性極強的聖靈運行之流。   倪柝聲和李常受是在五旬節運動開始的20年後才蒙恩信主的,那時聖靈也已經在華人信徒中興起了一些五旬節派的執事,這時期在中國大陸興起的、較具規模的五旬節教派,自稱為「真耶穌教會」。倪李早期的職事受到傳統福音派神學影響甚深,他們對於五旬節教派將方言視為靈浸證據的教導甚為反感,或許因此,在他們看來這一運動似乎不過是膚淺的「方言運動」或「靈恩運動」,這種看法一直影響著後來接受他們職事帶領的眾地方召會(至今他們中間少有人敢於公開帶領聖徒追求聖靈澆灌)。然而,以倪李早期盡職的時期而論,華人信徒的情形畢竟不能與歐美地區相提並論。在中國,並不像在歐美,許多人對於因信稱義、聖潔生活、國度預言都還一知半解,福音的種子撒在中華大地還沒有多少年日,這時候面對來自太平洋彼岸的五旬節運動,如果缺少合宜的執事來帶領,確實有偏於邪途之疑慮。倪李的職事專注於福音的內涵、聖經的教導,而較少觸及靈恩的經歷,看似傾向保守,但對當時的華人信徒而言或許仍然有其必要。   接受倪李職事帶領的眾地方召會,其聚會的模式具有弟兄會色彩,然而,論到倪李話語職事的內涵,其主軸並不停留在弟兄會教師關注的預表和預言之解釋(當然這些也有),而是受惠於當年英語世界的史百克弟兄,得以比弟兄會教師更往前一步、更拔高一層,見證「基督的中心性與普及性」。當年,史百克的職事在歐美世界獨樹一格,他釋放的一篇篇信息論到神的中心-基督、十字架、基督的身體,將福音派的見證凝聚在這一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身上,將福音派的話語職事推到了1517年以來的最高峰。史百克的年齡比倪李都長,倪李蒙召投入事奉的時期,史百克的職事在歐美已被眾人所知,藉著來華宣教士和受恩的推介和內地會宣教士巴若蘭的穿針引線,倪柝聲得以與史百克建立良好的友誼,並從他的職事蒙受了莫大的益處。倪柝聲曾經高度評價史百克的職事,他自己也蒙聖靈託付向華人見證「基督的中心性與普及性」,現今這見證更因著與史百克的交通而得到印證、加強。另一面,倪柝聲在帶領召會生活的諸多實行方面,謹慎地不使自己步入閉關主義或宗派主義,他在1937年釋放了「工作的再思」,其中闡明了初代召會中「地方召會-一地一會」的榜樣與技術性細則,他極其盼望主能在中國這塊未經宗派主義浸染的處女地,在一個地方、一個地方上恢復召會真正合一的見證。由這本「工作的再思」觀之,倪柝聲本來完全無意建立一個新的教派,若不是1948年以後,他與李常受調整工作方針,聯手實行「耶路撒冷原則」,那麼後來那種深具大教派特徵的「職事-召會」是不可能出現的。   倪李二人關切神國之道的實踐,這一點和五旬節派忠信的執事們無異。然而,倪李在1948年以後卻採取了一種不同於五旬節運動的途徑,倪李選擇強化其「職事」(註1)在召會中的領導地位,強調「職事」是元首基督在地上的最高代表,因此,任何地方召會不與「職事」同步調就是不與基督的身體合一,就是在搞地方性的小王國。這樣的氛圍在眾召會中擴散,驅使受其帶領的信徒容易過度倚賴「職事」,容易過度高舉「職事」,忽略了個人緊緊倚靠聖靈的必要,還自認為是在「學配搭」,自認為富有「身體感」,而因過度倚賴「職事」的信息、解經、斷案,最終竟扭曲了倪氏渴望恢復「全體事奉」的初衷。從1948到1997年,李常受五十年盡職的生涯中,他一直居於該教派職事權力的核心,而作為一名不斷尋求進步的神學家,他不滿意停留於基督教既有的神學理論,而是不斷潛心研究、推陳出新,發明新觀念、新詞彙。受他牧養的眾召會中,少有人敢質疑李的任何發表,他們視「跟隨職事」為「是否與基督身體合一」的驗證指標,而教派內部屢次質疑李氏作風的弟兄們,都被扣上野心者、異議者的帽子,他們不同的言論很快就會受到隔離、檢疫、打擊、撲滅,其處理速度如同訓練有素之軍隊。(註1:職事字面意義就是「工作」,而執事則是「作工的人」。在聖經中,有提到單數的、獨一的職事,如在哥林多後書3章8節、以弗所書4章12節者;也有提到複數的、多種的職事,如在哥林多前書12章5節者。而新約時代獨一的職事就是聖靈建造基督身體的職事,歷世歷代以來直到今天,元首基督設立的許多執事都在這獨一職事上有一分。倪李的「耶路撒冷路線」在實務上潛藏的問題,乃是容易給人留下一種偏差的印象,以為他們那幾位執事才是那獨一職事的工頭、以為他們才是那獨一職事的總司令部。)   2006年,李職事的後繼同工寫了一封信函:「致主恢復中眾聖徒和眾召會的警告-關於朱韜樞以及推廣並傳播他分裂之教訓、出版、實行和觀點的人」,懇求眾聖徒隔離與「職事」意見不同的另一位同工-朱韜樞,信中引用的經節幾乎把朱韜樞當作異端看待,而一同簽名定罪朱弟兄的人包括余潔麟、吳有成、陳洵、林鴻、劉遂…等同工,直到2013年12月的今日,他們還不肯撤銷這樣的斷案;2008年,也是該教派誕生滿一甲子的那年,李職事的後繼者更在全球性的特會中傳講「四一神」的道理,並刊印在晨興材料上賣給眾地方召會,而他們所謂的「四一神」包含父、子、聖靈、召會這四者,把召會與父、子、聖靈的合一觀念濃縮在一個非常勁爆的新名詞「四一神」裏面,而這原是李氏固有的作風。除此之外,倪李盡職的年日還發明了一些奇特、新穎的神學觀點,較顯著者例如「基督隱密升天論」、「經過過程之三一神論」等,這些新穎理論都可以在李氏主編的恢復本聖經註解中讀到,而且許多信徒視這些註解都是絕對不錯的真理。   以上,就是倪李自1948年聯手實行「耶路撒冷原則」半個世紀以後的光景概述。我相信倪氏今若安在,必定還會提出「再思」,重新調整他盡職的方針,然而遺憾的是,許多自稱繼承倪氏的人們恐怕早已完全失去了再思的能力。他們綑綁了職事,自己也被綑綁,他們審判別人,自己也受審判,他們的耳朵早已麻痺,聽不進任何異議的聲音,即使是那靈發出的異議也不認識。「教會一脫離聖靈,一沒有屬靈的實際,就成為羅馬天主教。羅馬天主教也有可能在我們中間產生。」(這句話是倪柝聲於1948年4月12日,在上海哈同路同工聚會中發出之嚴重警告)   那麼,眾召會中的聖徒們、負責弟兄們,今日我們的道路該如何走呢?   使徒彼得從未自居新約獨一職事的總工頭,但數百年後卻有基督教教師尊崇彼得為初代總工頭,尊他為第一任教宗,便以這個理論為基礎,慢慢形成了由教皇領導的「羅馬大公教會體系」。其錯當然不在彼得,其錯是在後來高舉彼得的教師們身上,至終造成了基督教世界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照樣,倪柝聲也從未自居新約獨一職事的總工頭,但後來他的同工李常受,卻在言談、講道、著作之間,將倪柝聲描述為「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宛如倪柝聲就是今時代新約獨一職事的總工頭,而李自己既然是總工頭身邊最親密的同工,他當然該在總工頭被捕、殉道之後繼承主恢復的大業,繼承倪在職事中的領導地位,李這麼作或許是出於事奉主的熱心,然而,這種思維與當年催生羅馬大公教會的想法,二者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凡火不能建造神的召會。神在召會裏固然設立了代表權柄,好使召會在合一中得到建造,但這權柄並不是羅馬大公教會的那一套說法。那麼,我們該以看待梵蒂岡的方式來看待台北或安那翰嗎?我們該以看待樞機主教團的方式來看待主恢復中的相調同工團嗎?答案,想必已經昭然若現於讀者諸君心中。   保羅和亞波羅都是基督的使徒,誰高誰低?誰該聽從誰的指派?誰該服從誰的權柄?誰是外邦世界職事中的總工頭?使徒保羅自己寫信給哥林多召會說:「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將這些事轉比到自己和亞波羅身上,叫你們從我們學習不越過所寫的,免得你們自高自大,高看這個,鄙視那個。」(哥林多前書4章6節)正如哥林多召會一樣,今日在任何一個地方召會中,如果有人「高看這位執事,鄙視那位執事,」這麼作就是在心中建造宗派的隔牆,如此行為是神所憎恨的,我們不能用一種標準審判別人,卻用寬鬆的標準對待自己,「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7章2節)許多人憑肉體的熱心追求合一,已經掉到死胡同而不自知了!   我們的主,祂能使用任何一種器皿來為祂效力,就連祂要用火燒滅的假冒為善之人,祂也能夠在某一方面使用他們:「經學家和法利賽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凡他們所告訴你們的,不論是甚麼,你們都要遵行、謹守;但不要照他們的行為去行,因為他們說而不行。」(馬太福音23章2至3節)照樣,我們對待「梵蒂岡」的態度也是如此,只要他們教導的是聖經上的教訓,我們都要順從、接受、實行,但至於他們發明的新奇玩意、人意的傳統、凡火的事奉,我們一律看作糞土,不敢恭維。   耶穌的道路在高抬肉體的人看來像是叛逆,從祂誕生在伯利恆的那一日起,到他最後一日走進耶路撒冷為止,他們一直千方百計要尋找耶穌、除掉耶穌。然而,耶穌的叛逆,總強如巴比倫的合一!走錯路的任何地方召會,現今悔改,猶未晚也,但你若繼續跟隨巴比倫,跟隨啟示錄十七章的那位大妓女,將來只有毀滅一途,必與大巴比倫一同毀滅。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言29章18節)我們若不在異象的亮光中來看待今日的基督教會,就會困惑於基督教會中紛亂不一的組織、名目、規條、口號。主後七十年之前的召會(即教會)還有十二使徒駐留在耶路撒冷,十二使徒們還能運用主所託付的赦罪權柄(約翰福音20章23節)來對付各地召會中的異端教訓(如在使徒行傳15章),但等到耶路撒冷被毀、十二使徒分別前往外邦各地傳道、並且相繼離世之後,到了第二世紀開始的時候,各地方召會間已經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繼續扮演半世紀前耶路撒冷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有集中運作、以單一地方為職事中心的使徒團隊,各地方召會間的關係不免趨向分散、分立。當代基督教會中的一位先知-雷克喬納(Rick Joyner)-稱這一歷史現象為「使徒職分的消失」(中文讀者可參閱天恩出版社出版之「使徒職分」一書),這是召會歷史上非常明顯的事實,就是十二使徒並未指定他們職分的繼承人(從這一點看出,十二使徒認為該職分的接替是不能由他們指定的),並未指定下一批使徒團隊繼續領導全地的眾召會。   「使徒職分的消失」也可以與我們主耶穌在比喻中提到「人們睡覺的時候」相呼應,主在馬太福音13章25節的比喻中提到:「當人們睡覺的時候,他的仇敵來了,將稗子撒在麥子中間,就走了。」撒但開始在主所建立的真召會中撒下稗子的種子、即假冒的種子,自那時之後,就不斷有一些團體自稱是「召會」,但卻教導並實行異端的教訓。但因著「使徒職分的消失」,任何一個真正的地方召會各自遭遇撒但的假冒時,無法把問題帶到「跨地方的使徒性會議」中解決,如從前在使徒行傳15章所實行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方召會中的牧者(當時他們可能被稱為長老、監督、或主教)必須格外儆醒、謹守,抵擋撒但日新月異的假冒工作,以期保護地方上的羊群。   另外,啟示錄1章20節的異象也幫助我們透視使徒職分消失之後的召會時期光景:「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召會。」這個異象描繪了自那時直到今天,眾召會在神眼中的情形。七燈臺就是七個召會,也就是說,每個地方召會、地方性的聚會,在神眼中都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金燈臺,一個地方召會不需要與另一個地方召會共同從屬於跨地方的職事團隊,不需要進行那種跨地方的聯合才成為燈臺,她自己在所在地方就已經是一個燈臺。不同地方的牧者之間,也許為了對付異端的教訓,或為了認定經書的真偽,有時需要舉行跨地方的聚會,如稱為「大公會議」者,以幫助地方召會的羊群遠離危險,但這種會議並不能改變每個地方召會仍是獨立燈臺的事實。這種「大公會議」是一種牧者間臨時性的聚會,而不是使徒性、常設性的團隊或組織,原是為了對付單一問題而召聚,對於是否接受這種會議的斷案,各地召會仍須自己獨立向主負責。啟示錄1章的異象給我們看見,主並未在七燈臺之上指定更高級的、跨地方的管理團隊,然而,到了第四、第五世紀以後,眾召會中開始有人詬病這種分散、分治的局面,他們想要改變眾地方召會分散、分治的局面,用一個跨地方的職事團隊來管理所有的地方召會,以促進眾召會間的聯合、合一。這種氛圍漸漸抬舉了羅馬、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地方的地位,有一班人想要以羅馬為中心,另有一班人想要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來建立所謂管理眾地方召會的職事團隊,他們各自仰賴屬世政權的力量來促成這件事,打壓、隔離、逼迫那些不肯承認他們更高級管理權的地方牧者,最終形成了「羅馬大公教會」和「東方正教會」的割裂局面。   在羅馬的那群人宣稱自己是「大公教會」的「教廷」,其中有「教皇」為首,自認為有權統治所有地方召會、有權任免各地牧者,他們認為各地方召會都該順從他們職事的權柄,認同他們制定的節期、禮儀、規條、神學見解等等,若有敢持異議者即被冠之以背叛權柄、分裂教會的罪名,並遭受教會施加的刑罰(當地政權也贊同此事,因為連皇帝自己都畏懼羅馬教會的權勢)。在羅馬的那群人利用政治力量,統治該區域內的眾地方召會有一千年之久,直到16世紀以後,西歐政治情勢快速發生變化,羅馬的勢力才漸漸衰退,重新還給地方性聚會自由實踐信仰的空間。16世紀以後發生在羅馬勢力範圍內的宗教改革,也可以視為眾地方召會逐步回歸正軌的起始,從人意推行的「大一統」回歸到聖靈容許的「分散、分治」,各地方性聚會中的牧者,才有更多空間尋求當地召會在見證上的往前,不再病態依附於那種病態的大一統職事。   在此,我們無須過度拘泥於「地方」的界限為何,究竟等同於國家行政區域劃設的哪一層級,究竟是市、鄉、鎮、區,也不必拘泥於各地方性聚會牧者的稱呼多麼不同(這等人可能被稱為長老、主教、牧師、或負責弟兄)。重要的是,我們要從七燈臺的異象中來透視地方召會的內涵,並且欣然接受這種分散、分治的暫時性現象,不要貿然跟隨任何自稱促進眾召會合一的職事,那種「合一」極可能是虛假的。19世紀以後,有些人急於終結這種「分散、分治」的局面,未能安靜等候主,每每讓「羅馬的靈」得以捲土重來。羅馬的靈反對宗派、反對分裂、反對背叛、追求合一,但她追求合一的手段卻比宗派更可怕、更狡猾、更虛假、更邪惡。我們若在任何事奉團隊身上嗅出羅馬的靈,定要儆醒防備,不要讓牠趁虛而入!因為這些自稱追求合一、動輒控告別人分裂的執事們,自己才是分裂基督身體的元兇!   在臺島,近30年以來,在所謂「主恢復的召會」中,至少有兩處地方召會已回歸地方性聚會治理的正軌。這兩地召會的長老團不在本地推行「臺灣福音書房」出版的「晨興聖言」至少已超過十五年,但同時仍與眾召會間仍保持良好、和諧的交通,他們尋求本地召會見證往前的經歷實可供眾召會借鏡。倪柝聲、李常受曾經想要按照「耶路撒冷原則」,恢復初代召會那種使徒團隊的事奉,但我們不能因為他們職事的屬靈份量,就在這件事上盲目跟隨他們。地方召會的負責弟兄們應當保有「再思」的能力,即時脫離錯誤、返回正軌。舉例而言,任一地方召會的長老都有自由拒絕「相調同工」傾向宗派主義或閉關主義的斷案(若有的話),但無論接受或拒絕,那日各人自己都要向主交帳,無法推卸責任(如果因為長老的盲從而延續某種錯誤的局面,這位長老必要在主審判臺前擔當刑罰)。我們雖然無法確保撒但不會在外地引發虛假,但我們卻有責任從我們的所在地終結虛假,這就是各地方性聚會中,「監督職分」的重責大任。在這個初代使徒職分消失後的時代,七個召會中的使者是被握在耶穌手中的七星,他們的責任是最重大的!各地的燈臺能否維持明亮,或黯淡而被主挪去,徒留下自稱「地方召會」、名存實亡之「召會」,其責任在於各地的使者身上!但願眾聖徒為群羊儆醒,也為自己的賞罰儆醒。主必快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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