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常受」和「主的恢復」的公允理解,以及我們今後當走的道路

  今日要回顧20世紀基督教會在華語世界的發展歷史,並在眾聖徒中尋求完全合一的交通,有兩個教派是無法忽略的,一個是「真耶穌教會」,另一個則是「主恢復中的召會」。本文嘗試以公允的角度(而非根據局內人的自我詮釋),引導讀者理解後者,也就是所謂「主的恢復」,包括那個無法從教會歷史中抹去的名字:李常受。

  論到主恢復這個教派以及李常受這個名字,多年來在臺灣本島的眾多聖徒中間引起很多反感。李常受自大陸來台之後,其職事是以倪柝聲的傳承者自居的,他所管理的臺灣福音書房,在臺灣大量出版倪柝聲和李常受的信息。然而,對於李常受與倪柝聲分開之後的職事,倪柝聲全無機會加以審視,因為倪柝聲自1952年春天被新中國政權逮捕拘禁之後,到死為止都無自由與外界溝通。李常受自居是倪柝聲職事的傳承者,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不同意者認為李在基督教界驕傲排外、獨斷獨行,一點也沒有倪氏謙卑忍受苦難的僕人風範。而受到李的影響,華語世界和英語世界中,有一大群聖徒們漸漸顯出閉關主義的特質。即使李本人已於1997年離世,他身後在加州安那翰的一班「相調同工們」,仍然自認是這份職事的正統傳續,繼續領導全地上「主恢復」的工作。

  那麼,主的恢復果真是驕傲排外的教派嗎?李常受果真是獨裁專制的教皇嗎?如果你只看他的某些行徑,你確實可能這麼想。要理解今日「主的恢復」,就要理解李常受(理解當然不等於贊同);但若要理解李常受,就好像庖丁解牛一樣,刀鋒必須從最精準的位置切入,解牛才能俐落,不傷了思想的刀刃。要理解李常受,你還必須先理解倪柝聲,因為李並不是一位無謀的莽夫,他職事中的一切安排、帶領,都是為了忠心實踐他從倪氏口中領受的異象,特別是來自倪柝聲晚期職事的話語(1948~1952)。

  「主的恢復」這一教派誕生於何年、何月、何地?公允而論,「主的恢復」這一教派誕生於1948年3月,中國福州。在這個時點之前,倪柝聲和他帶領的團體大多被人稱為「小羣」,倪和他同工們之間的聯結是鬆散的,倪職事和眾地方召會之間的關係是保持距離的。然而,自從1948年3月以後,倪的職事產生了極大轉折,同工間的連結從離散變成集中,倪職事與地方召會間的關係從分離轉為合一,一個中央集權、忠誠團結的教派於是誕生,從福州、上海到沿海諸城,「小羣」的稱呼很快顯得不再合乎其快速擴長的身量,而另一個名詞-「主的恢復」-則漸漸在眾聖徒心中變成團體認同的概念。

  1948年3月,在中國福州,發生了什麼事?2月26日,李常受偕同二十幾位同工(包括幾位福州本地負責弟兄)到訪福州城外南臺海關巷的倪氏居所。3月1日,李常受拋出關於「工作區域和中心」的問題,誘導倪氏講出關於今後工作的「耶路撒冷原則」,語畢,在場的同工們無不贊同倪氏提出的路線,便答應倪氏之要求,將自己「交出來」,交由倪氏主導的工作全權帶領,並且在數日之內召集福州召會聚會,由負責弟兄一併將地方聚會「交出來」,投入倪氏看見的「耶路撒冷路線」,共謀恢復大業。

  1948年是世局發生重大變動的一年。1948年,亡國超過兩千年的猶太人重新在他們渴望的地方建立自己統治的國家;1948年,戰後歐洲荷比盧三國組建關稅聯盟,被後人視為歐盟之肇始;1948年,中國共軍在三大戰役中重挫國民政府軍隊,眼看中國的政權即將易手;也是在1948年,倪柝聲的職事自六年的沉寂時期中復起,他與李常受等同工聯手,計畫按照「耶路撒冷原則」,在政局動盪的中國大陸拓展他們的時代性職事。

  且讓倪柝聲自己,告訴我們他在1948年發現的重要原則:「今天我們需要重新來看耶路撒冷的原則。神的工作是從耶路撒冷出來的。當初命令是從耶路撒冷起首的。在聖經裏,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工作。神設立耶路撒冷作工作的中心。在神的眼光裏,所有的使徒都應當留在耶路撒冷。從前我們在漢口所說的話(指1937年「工作的再思」),今天我們一個字都不拿回來。不錯,教會是地方的,但在神的眼光中,工作有牠的中心。在漢口所題的,是地方教會成熟以後的光景。我們在這些年間工作的失敗,乃是在地方教會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把權柄交出去。按照神的次序,乃是先有耶路撒冷,纔有地方教會。今天我們的失敗乃是,先有地方教會而沒有耶路撒冷。主安排的路是從耶路撒冷開始,再到撒瑪利亞,然後到地極。耶路撒冷在先,以後纔有地方教會。已過我們看不見這一點,所以在各處雖然有那麼多小教會,結果卻沒有學習到配搭。地方教會變成一個工人帶著兩三個負責弟兄的小王國。過去主的見證的難處乃是沒有從耶路撒冷作起。今天我們要學習先有合一的地位,由耶路撒冷開始。我們若不回頭,跟隨耶路撒冷的原則,我們的路就走得不好。」(倪柝聲對同工講話,於上海哈同路,1948年4月17日下午)

  倪柝聲的轉折是什麼意思呢?打個比方,倪1937年著作了「工作的再思」,好比蔣介石當年承繼了孫文遺留的民主憲政理想,但倪到了1948年重新發現「耶路撒冷原則」,則好比蔣介石後來發現時機未到,還不能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軍政,要消滅軍閥、要抗日、要剿共,最後必然要戒嚴,主的恢復到2013年的今天還在實行戒嚴,對於教派內部的異議者懷有極大的恐懼和敵意,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倪氏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眾地方教會尚未成熟,所以權柄必須先收回來、必須集中,工作上的集權是必要的手段,是暫時的手段,目的是為了產生出成熟的地方教會。這個路線是否真正合乎聖經,並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之內。本文的用意是要指出,李常受後來在海外帶領「主恢復工作」的作風,完全是受到倪晚期職事的影響,不是李自己隨意獨斷而行的。在1948年間,倪氏對那些「自願交出來」的同工們,很強地說到「耶路撒冷的原則」,雖然李常受於隔年春天隨即去了臺灣,不能繼續伴隨倪氏左右,但李於1948年已經深受浸染,堅定認定了「耶路撒冷路線」絕對正確,後來並在臺灣、北美等地貫徹實行這一原則。然而,李身後的同工雖然延續這一路線,卻似乎早已忘記回到倪氏的原點發問:「眾地方教會已經成熟了嗎?現在可以解嚴、實行憲政了嗎?」又或者,按照他們將原則無限延伸下去的趨勢,地方教會永無成熟之日呢?可惜當年倪氏未及留下解套的條件,沒有留下如何判定地方教會是否成熟的標準,就已遭到終身拘禁,不能再說什麼了。

  倪所傳講、李所實行的耶路撒冷原則,不僅是關於同工事奉集中度的安排而已,這只是一面,但還有另一面的講究,就是要由他們時代性的職事來帶領眾地方召會,將「地方召會」置於「那職事」之下,這一點大大突破了1937年「工作的再思」中所論及工人與召會保持一定距離的架構,此後,同工們兼具地方召會長老職分的情形就愈來愈普遍,愈來愈多地方召會的負責弟兄也變成倪氏口中「我們中間」的同工。倪的職事走到這一步,與其他教派、其他差會中的「職事-召會關係」已經失去本質上的差別了,只剩下地方性召會在形式上、名稱上的差別,只差在倪所帶領的聚會沒有冠上特定教義的名稱,僅留「某地方」的名稱而已。在這種情形下,地方性聚會已經很難站住真正的合一立場,很難向眾職事敞開,因為倪李的職事已經先入為主,在地方性聚會施加強力的帶領,甚至造成排他的負面效果。

  我們怎能一面只向單一職事效忠,另一面還宣稱自己站在地方合一立場,定罪其他教派團體為分裂?這是不可能的、是自相矛盾的。以倪氏過人之聰明而言,他不可能沒預見到這種危險性,我相信以倪氏寬大的心胸,必定致力於保守他牧養的羊群脫離狹隘的宗派主義、閉關主義,而與基督教會中的其他職事保持良好交通。但非常可惜的是,倪氏來不及展現出他與基督教會眾職事的合一交通,中國的鐵幕即已迅速拉下,國外的福音事工、差傳機構被迫全數撤離,大陸聖徒頓失和外界交流、通訊的自由。倪柝聲於1949年指派李常受來臺,實在是對李寄予厚望,臺灣雖仍處於政治戒嚴時期,但相對而言卻有更大自由,基督教各教派、眾職事尚能自由宣教,實在是元首基督量給祂僕人李常受的大好良機,彰顯真正合一的見證,在臺島實現倪氏來不及完成的異夢。

  李常受肩負著基督身體合一的見證,來臺之後,最大的挑戰並不是福音工作的拓展,而是如何與基督教會的其他職事、其他團體保持合一的交通、謙卑領受基督身體中眾職事的供應。此時在臺灣的眾教派之中,除了真耶穌教會自視為唯一得救之真教會,以及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自視為唯一得賞之餘民之外,除了這兩個團體,其他職事和教派很少持有閉關主義的心態。然而,李或者是受到山東人嚴謹個性的限制,難以放下對於「召會立場」之形式上的堅持,他不但不願意和其他教派團體有交通,反而愈加強調要維持與「基督教」之間的鴻溝。李常受也不肯接受前面弟兄史百克的勸告,甚至誓言絕不再邀請史弟兄來臺交通。就這樣,李把他牧養的羊群漸帶到一種閉關主義的局面,宛如「閉關弟兄會」在臺灣重現,後來更把組織延伸到美國等其他區域,雖然保留地方召會的形式,也繼續忠心宣傳倪氏傳講的時代性異象,但基督身體合一的本質和實際卻漸漸失去(觀諸朱韜樞弟兄被隔離檢疫的事件可見一斑),難以趕上真理的高度。

  今天,該職事以北美安那翰水流職事站為首的相調同工們,仍然透過一年七次特會或訓練,忠心地宣傳倪氏和李氏釋放的話語。我們仍然能從他們忠心傳遞的話語中得到莫大的供應,但合一建造之路,我們自己必須踏實走。 

  亞伯拉罕納妾生下一子,名為以實瑪利,但神並沒有揀選以實瑪利承繼祂應許亞伯拉罕的特別福分。雖然如此,神也沒有咒詛以實瑪利,反而如經上所記,神對亞伯拉罕說:「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已賜福給他,使他繁衍,極其增多。他必生十二個首領;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創世記17章20節)一面來說,以實瑪利和他的後裔沒有行走在神計畫的主線上,但另一面來說,他們在旁線上仍然蒙受某種性質的祝福,繁衍增多、極其昌盛。這是神話語明顯的啟示,也應驗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今日中東地區有許多人自認是以實瑪利的後裔),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神的話是這樣:主線上的可以蒙福,旁線上的也可以蒙福。祂是全豐全足、極其寬大、樂意賜福的天父。人類歷史上有許多敬奉獨一真神的宗教、教派,固然不見得全都行走在神計畫的主線上,不見得完全準確地傳講真理,但其中許多團體、許多事工也都蒙神賜福、人數眾多、非常興旺。當我們嘗試理解歷史上一些重要教派,例如本文關切之「主恢復中的召會」,我們常會看見其中也有蒙福興旺的特徵,但我們能否單憑這點認定他們是行走在神計畫的主線上?顯然是不能的。一個教派或團體是否行走在主線上,常須經過一百年、兩百年以後才會慢慢顯明,「主恢復中的召會」誕生至今才不過65載,現在要認定,還言之過早。我們若因該教派在過去65載歷程中顯示的軟弱和缺點,武斷認定他們一定不是在主線上,這就是按外貌論斷人,是絕不公允的,是神的誡命所禁止的。

  任何一位尋求建造基督的身體,熱切渴望耶穌基督再來的聖徒,面對基督教會中的任何職事、任何教派,最蒙稱許的心態就是謙卑領受、截長補短、去蕪存菁。「主恢復中的召會」能否從既有的軟弱和缺點中突破(據悉,李自1997年離世至今,臺島上已有許多同工有所突破,開始與其他教派進行交流),這是他們自己該負的責任。但對於同作肢體的其他聖徒而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全盤吸收他們帶給整個基督教會的貢獻,全部化為我們的養分,這是我們該有的胃口,也是我們該有的雄心。筆者原是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蒙恩信主,不久後蒙主帶領,來到「主恢復中的召會」聚會、配搭事奉,在此邂逅了我親愛的妻子,現今也在此養育我們的孩子。我家中的書架堆滿臺灣福音書房的出版品,我妻子曾參加一年全時間訓練,後來與我結婚,她的妹妹則參加完過兩年訓練,後來曾在某地召會全時間服事數年。我向你們作見證,主賜給我一個很大的胃口和雄心:凡是倪氏和李氏職事中的「珍珠」,我全都要,對於其他教派或職事亦然,我也都要。聖靈也可以為我見證,我不是帶著批評論斷的心態留在「主恢復中的召會」,若是那樣,我就是浪擲主所賜給我用的寶貴時光,我相信本文的讀者也可以感受得到。唯一比較特別的是,我並不像有些人視倪氏和李氏的每一句話都等同聖經的權柄。

  本文的目的尚未達成,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理解「主的恢復」和倪李職事之內涵,他們的貢獻,以及職事內涵上的偏缺,這要用掉很多篇幅。

  任何一樣事物,如果完整無缺,就無恢復之必要,因為有所缺失,才有恢復之要求。「主的恢復」本非特定教派的稱呼,「主的恢復」原是發端於1517年,馬丁路德對羅馬教廷提出嚴正的抗議,公開譴責大公教會所失落的信仰實質,而呼籲教會應當恢復這些實質。那時之前,路德身處在一個自稱是正統的、合一的教會之中,他為了追求信仰的實質,曾進入教會的修道院修道,讀經、禱告、力行,盼望能獲得永遠的救贖。他原是尊崇羅馬教廷的權威,曾認真實行他們傳講的救贖方法,諸如苦待己身、克制肉體的慾望,期盼能夠蒙神稱義。但當他認真實行這些方法時,卻發現難以確定是否真能彌補從前的過犯,他的內心一直沒有平安,不知道修行到何年何月才能免受永火的審判。直到有一天,他暫時擱置教廷教導的救贖方法,自己展讀初代使徒保羅留下的遺著時,他的內心從中蒙了光照:「人得稱義是本於信,不是本於行為!」路德看見了「因信稱義」的亮光,心中獲得了極大的平安,他看見人得救不是憑藉從前他所實踐的那種苦修,而是必須對神要有「信心」,不是單憑他自己的努力,乃是信靠神的工作,藉著耶穌基督替罪人釘死於十字架,從前過犯便得赦免,憑信在神面前得著稱義。路德找到了他個人的救恩之道,他在神話語的光中進一步看見,羅馬教廷許多的教訓都極腐敗、不合乎聖經(當時羅馬教廷還禁止一般人擁有聖經,只能在主日早上聆聽教會神父的講道),其中最離譜者例如「贖罪券」,以救贖之名,行斂財之實,其面孔之猙獰,有如豺狼。路德心想:「在這種氛圍之下,一般人若非像他一樣進入修道院潛修,怎麼有機會閱讀聖經?怎麼有機會認識救恩?」聖靈大大感動路德,他就立志要扭轉這種虛妄的局面,於是自1517年開始了所謂的「宗教改革」,也就是「主的恢復」的濫觴。

  恢復的呼聲原是在大公教會內部發出的,如果當年羅馬教廷接受了路德的見證,痛改前非,路德就無須在羅馬教會的體系之外,另外成立新的教派。令人遺憾的是,當年羅馬教廷將路德視為叛逆,欲擒拿而誅之,而非視他如先知,披麻蒙灰悔改。這種情勢迫使路德脫離羅馬教會的體系,在大公教會之外成立新的教會,人們冠之以更正教、新教之名,以資區別。在此,我們無須過度關注不同教派在行政上或組織上的對立,而該把焦點放在聖靈在每一時代的職事中所要恢復的重點。聖靈藉路德的職事所恢復的一項眾所公認的重點,乃是「因信稱義」的真理。你我雖然不見得是在路德教派中聚會,但我們仍然能夠接受路德職事所帶給整個基督身體的供應,毫無任何妨礙。聖靈並沒有說,凡接受路德職事供應的信徒,都必須脫離原來的教派去加入路德派,聖靈也沒有要求凡使用路德翻譯之聖經者,都必須加入路德派,聖靈並沒有這樣帶領每一位信徒。這個基本的問題必須弄清楚,否則無論是在哪一時代,既有的教派總是很容易將那一代的路德視為異議者、叛逆者、分裂者。事實上,無論是誰都必須謙卑地承認,基督教會中現存的教派沒有一個是完美無缺的,如果有誰自認完美無缺,認為其他人皆須脫離原教派、加入他們的行列才能完全,這樣的心態乃是最可疑的,最可能含有撒旦假冒的工作(19世紀興起的摩門教就是持守這種心態),如此自誇、審判別人的人,必受神最嚴厲的審判,「因為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7章2節)。

  親愛的弟兄或姊妹,無論你現今慣常參加的聚會被視為哪一教派,只要你那一聚會中的負責人不持守閉關主義、宗派主義,你都可以繼續參與其中的聚會。召會聚會的門應當是敞開的,應當向基督身體中的不同職事敞開。如果一個聚會的負責弟兄僅因某人的說話不合我意,便要求會眾拒絕他、隔離他,這種行為和當年攆出耶穌的猶太會堂並無差異。聖靈並未呼召我們脫離原教派,但祂確實呼召我們脫離閉關的宗派,因為拒絕元首基督設立的一位最小執事,就是拒絕了主、就是將主耶穌擋在門外。馬丁路德不僅恢復了「因信稱義」的真理,他也重新傳講「信徒皆祭司」的真理,然而,「信徒皆祭司」的真理要能實踐在召會聚會中,則聚會的方式勢必要容許每位信徒都有憑靈禱告、在聖靈裏盡職說話的自由,而基督教會中的宗派主義、閉關主義,乃是聖靈得以自由運行的極大攔阻。

  自16世紀初路德改教至19世紀初為止,歐美世界不斷有新的教派成立,其數量、名目之多,實在難以計算。一面而言,這是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展現,這種自由是值得保障的;但另一面而言,新教派的成立經常含示著既有教派不願立即接受「新恢復的真理」,基督教會中的信徒們總是習慣停留在前人恢復的既有成果,自以為這樣已經達到完全。19世紀時,英國有一班信徒不約而同看見了基督教會的這種通病,決心要尋求在合一裏敞開的交通,於是開始和具有同樣異象的信徒一起聚會,他們或在家中聚會,或使用臨時的會議室,彼此間僅以「弟兄」相稱,聚會中並沒有神父、牧師這些特別設立的職位。他們傳講因信稱義,但不加入路德會;他們將悔改的罪人浸入水裏,但不加入浸信會;他們由負責弟兄們一同治理召會,但不加入長老會;他們追求聖潔生活,但不加入循道會;諸如此類,這些弟兄們儘可能領受眾職事帶給基督身體的供應,同時謹慎不使自己的聚會標榜特定職事,竭力保守合一並敞開的交通。後來人們不知該怎麼稱呼這一特別的團體,索性稱他們作「弟兄會」。(但在地球上其他地區興起的同類聚集,則可能被冠上不同的稱呼,例如倪柝聲早期參與的聚會就被稱作「小羣」。)當年弟兄們的聚會相較於其他教派的聚會,更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豐富性,因為他們謙卑吸收眾職事的供應,也盡力在召會生活中實踐「信徒皆祭司」的真理。甚至有人指出,他們當年的召會生活,其見證宛如啟示錄3章提到的非拉鐵非召會,相當討主喜悅。

  等到20世紀初期,主在中國得著倪柝聲、李常受這些青年信徒的時候,他們早期事奉的路線也是和英國弟兄會不謀而合,具有弟兄會擁有的特點,各地方性聚會保持高度的包容性、豐富性,各地方聚會間也沒有集中的同工團或只跟隨單一化的職事帶領,這一點無疑是倪李早期職事帶給華人信徒的一大供應,證實了弟兄會那種形式純樸的召會生活,在華人信徒中間也同樣可行。

  自16世紀初至19世紀末,聖經中許多項真實的教義得到了恢復。16世紀初路德的恢復是始於羅馬書中「因信稱義」的亮光,一直到19世紀末之時,眾多聖經教師的焦點已經達到了啟示錄中「基督再來」的亮光,其中對於末世預言多所闡明者,莫多如「弟兄會」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這兩大團體中的教師。可以這麼說,自16世紀初至19世紀末,從羅馬書到啟示錄,這些書信中的教義之光、預言之光大體都已得到恢復(雖然解經上仍存有歧異,尚待辨證統整),信徒們如果敞開心胸接受前人恢復的屬靈遺產,在基要真理和聖經知識方面已可達到相當程度的富足。

  1900年1月1日,時光躍入了第20世紀。繼承了前代富足的屬靈產業,生活在20世紀的眾聖徒肩負著重大的使命。這使命主要不是在解經的工作,不是在神學知識上,不是如何追求或發明更高深的屬靈亮光;他們身上的重大使命,主要是在「實踐」方面,在於如何將神的道實踐出來、在地上實行出來。而要實踐神的道,我們並非前無古人,因為要實踐神的道,聖靈就引導各地的聖徒們來看榜樣,什麼榜樣?初代召會的榜樣。從羅馬書到啟示錄,基要真理和教義大體得到了恢復,但論到榜樣,這些書信似乎仍然若有所缺。但是,啟示錄之後還有什麼呢?沒有了,啟示錄已經是聖經書卷的最後一部。那麼,榜樣要從何處追尋?面對這一問題,聖靈在20世紀不約而同地引導各地聖徒,聖靈引導眾聖徒來看一卷書:使徒行傳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令人興奮的時刻!多少世紀以來,大多神學家認為使徒行傳只不過是一部歷史書,用來建構神學理論沒有太大價值。然而,當聖靈使眾聖徒的注意力從理論轉到實踐上的時候,這卷歷史書卻成了一卷不可或缺的「榜樣書」,凡是關心召會生活實踐的話語執事們都離不開這卷榜樣書。當傳統的福音派神學家還埋首在書卷中潛心寫作的時候,許多地方已經聚集了成群的男男女女、黑人白人,遵循行傳一章的命令祈求領受聖靈的浸。當聖靈引導人們的注意力回到使徒行傳一章,很快的時間便在基督教會中興起了「五旬節運動」,這是一波實踐性極強的聖靈運行之流。

  倪柝聲和李常受是在五旬節運動開始的20年後才蒙恩信主的,那時聖靈也已經在華人信徒中興起了一些五旬節派的執事,這時期在中國大陸興起的、較具規模的五旬節教派,自稱為「真耶穌教會」。倪李早期的職事受到傳統福音派神學影響甚深,他們對於五旬節教派將方言視為靈浸證據的教導甚為反感,或許因此,在他們看來這一運動似乎不過是膚淺的「方言運動」或「靈恩運動」,這種看法一直影響著後來接受他們職事帶領的眾地方召會(至今他們中間少有人敢於公開帶領聖徒追求聖靈澆灌)。然而,以倪李早期盡職的時期而論,華人信徒的情形畢竟不能與歐美地區相提並論。在中國,並不像在歐美,許多人對於因信稱義、聖潔生活、國度預言都還一知半解,福音的種子撒在中華大地還沒有多少年日,這時候面對來自太平洋彼岸的五旬節運動,如果缺少合宜的執事來帶領,確實有偏於邪途之疑慮。倪李的職事專注於福音的內涵、聖經的教導,而較少觸及靈恩的經歷,看似傾向保守,但對當時的華人信徒而言或許仍然有其必要。

  接受倪李職事帶領的眾地方召會,其聚會的模式具有弟兄會色彩,然而,論到倪李話語職事的內涵,其主軸並不停留在弟兄會教師關注的預表和預言之解釋(當然這些也有),而是受惠於當年英語世界的史百克弟兄,得以比弟兄會教師更往前一步、更拔高一層,見證「基督的中心性與普及性」。當年,史百克的職事在歐美世界獨樹一格,他釋放的一篇篇信息論到神的中心-基督、十字架、基督的身體,將福音派的見證凝聚在這一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身上,將福音派的話語職事推到了1517年以來的最高峰。史百克的年齡比倪李都長,倪李蒙召投入事奉的時期,史百克的職事在歐美已被眾人所知,藉著來華宣教士和受恩的推介和內地會宣教士巴若蘭的穿針引線,倪柝聲得以與史百克建立良好的友誼,並從他的職事蒙受了莫大的益處。倪柝聲曾經高度評價史百克的職事,他自己也蒙聖靈託付向華人見證「基督的中心性與普及性」,現今這見證更因著與史百克的交通而得到印證、加強。另一面,倪柝聲在帶領召會生活的諸多實行方面,謹慎地不使自己步入閉關主義或宗派主義,他在1937年釋放了「工作的再思」,其中闡明了初代召會中「地方召會-一地一會」的榜樣與技術性細則,他極其盼望主能在中國這塊未經宗派主義浸染的處女地,在一個地方、一個地方上恢復召會真正合一的見證。由這本「工作的再思」觀之,倪柝聲本來完全無意建立一個新的教派,若不是1948年以後,他與李常受調整工作方針,聯手實行「耶路撒冷原則」,那麼後來那種深具大教派特徵的「職事-召會」是不可能出現的。

  倪李二人關切神國之道的實踐,這一點和五旬節派忠信的執事們無異。然而,倪李在1948年以後卻採取了一種不同於五旬節運動的途徑,倪李選擇強化其「職事」(註1)在召會中的領導地位,強調「職事」是元首基督在地上的最高代表,因此,任何地方召會不與「職事」同步調就是不與基督的身體合一,就是在搞地方性的小王國。這樣的氛圍在眾召會中擴散,驅使受其帶領的信徒容易過度倚賴「職事」,容易過度高舉「職事」,忽略了個人緊緊倚靠聖靈的必要,還自認為是在「學配搭」,自認為富有「身體感」,而因過度倚賴「職事」的信息、解經、斷案,最終竟扭曲了倪氏渴望恢復「全體事奉」的初衷。從1948到1997年,李常受五十年盡職的生涯中,他一直居於該教派職事權力的核心,而作為一名不斷尋求進步的神學家,他不滿意停留於基督教既有的神學理論,而是不斷潛心研究、推陳出新,發明新觀念、新詞彙。受他牧養的眾召會中,少有人敢質疑李的任何發表,他們視「跟隨職事」為「是否與基督身體合一」的驗證指標,而教派內部屢次質疑李氏作風的弟兄們,都被扣上野心者、異議者的帽子,他們不同的言論很快就會受到隔離、檢疫、打擊、撲滅,其處理速度如同訓練有素之軍隊。(註1:職事字面意義就是「工作」,而執事則是「作工的人」。在聖經中,有提到單數的、獨一的職事,如在哥林多後書3章8節、以弗所書4章12節者;也有提到複數的、多種的職事,如在哥林多前書12章5節者。而新約時代獨一的職事就是聖靈建造基督身體的職事,歷世歷代以來直到今天,元首基督設立的許多執事都在這獨一職事上有一分。倪李的「耶路撒冷路線」在實務上潛藏的問題,乃是容易給人留下一種偏差的印象,以為他們那幾位執事才是那獨一職事的工頭、以為他們才是那獨一職事的總司令部。)

  2006年,李職事的後繼同工寫了一封信函:「致主恢復中眾聖徒和眾召會的警告-關於朱韜樞以及推廣並傳播他分裂之教訓、出版、實行和觀點的人」,懇求眾聖徒隔離與「職事」意見不同的另一位同工-朱韜樞,信中引用的經節幾乎把朱韜樞當作異端看待,而一同簽名定罪朱弟兄的人包括余潔麟、吳有成、陳洵、林鴻、劉遂…等同工,直到2013年12月的今日,他們還不肯撤銷這樣的斷案;2008年,也是該教派誕生滿一甲子的那年,李職事的後繼者更在全球性的特會中傳講「四一神」的道理,並刊印在晨興材料上賣給眾地方召會,而他們所謂的「四一神」包含父、子、聖靈、召會這四者,把召會與父、子、聖靈的合一觀念濃縮在一個非常勁爆的新名詞「四一神」裏面,而這原是李氏固有的作風。除此之外,倪李盡職的年日還發明了一些奇特、新穎的神學觀點,較顯著者例如「基督隱密升天論」、「經過過程之三一神論」等,這些新穎理論都可以在李氏主編的恢復本聖經註解中讀到,而且許多信徒視這些註解都是絕對不錯的真理。

  以上,就是倪李自1948年聯手實行「耶路撒冷原則」半個世紀以後的光景概述。我相信倪氏今若安在,必定還會提出「再思」,重新調整他盡職的方針,然而遺憾的是,許多自稱繼承倪氏的人們恐怕早已完全失去了再思的能力。他們綑綁了職事,自己也被綑綁,他們審判別人,自己也受審判,他們的耳朵早已麻痺,聽不進任何異議的聲音,即使是那靈發出的異議也不認識。「教會一脫離聖靈,一沒有屬靈的實際,就成為羅馬天主教。羅馬天主教也有可能在我們中間產生。」(這句話是倪柝聲於1948年4月12日,在上海哈同路同工聚會中發出之嚴重警告)

  那麼,眾召會中的聖徒們、負責弟兄們,今日我們的道路該如何走呢?

  使徒彼得從未自居新約獨一職事的總工頭,但數百年後卻有基督教教師尊崇彼得為初代總工頭,尊他為第一任教宗,便以這個理論為基礎,慢慢形成了由教皇領導的「羅馬大公教會體系」。其錯當然不在彼得,其錯是在後來高舉彼得的教師們身上,至終造成了基督教世界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照樣,倪柝聲也從未自居新約獨一職事的總工頭,但後來他的同工李常受,卻在言談、講道、著作之間,將倪柝聲描述為「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宛如倪柝聲就是今時代新約獨一職事的總工頭,而李自己既然是總工頭身邊最親密的同工,他當然該在總工頭被捕、殉道之後繼承主恢復的大業,繼承倪在職事中的領導地位,李這麼作或許是出於事奉主的熱心,然而,這種思維與當年催生羅馬大公教會的想法,二者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凡火不能建造神的召會。神在召會裏固然設立了代表權柄,好使召會在合一中得到建造,但這權柄並不是羅馬大公教會的那一套說法。那麼,我們該以看待梵蒂岡的方式來看待台北或安那翰嗎?我們該以看待樞機主教團的方式來看待主恢復中的相調同工團嗎?答案,想必已經昭然若現於讀者諸君心中。

  保羅和亞波羅都是基督的使徒,誰高誰低?誰該聽從誰的指派?誰該服從誰的權柄?誰是外邦世界職事中的總工頭?使徒保羅自己寫信給哥林多召會說:「弟兄們,我為你們的緣故,將這些事轉比到自己和亞波羅身上,叫你們從我們學習不越過所寫的,免得你們自高自大,高看這個,鄙視那個。」(哥林多前書4章6節)正如哥林多召會一樣,今日在任何一個地方召會中,如果有人「高看這位執事,鄙視那位執事,」這麼作就是在心中建造宗派的隔牆,如此行為是神所憎恨的,我們不能用一種標準審判別人,卻用寬鬆的標準對待自己,「你們用甚麼審判審判人,也必受甚麼審判;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福音7章2節)許多人憑肉體的熱心追求合一,已經掉到死胡同而不自知了!

  我們的主,祂能使用任何一種器皿來為祂效力,就連祂要用火燒滅的假冒為善之人,祂也能夠在某一方面使用他們:「經學家和法利賽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所以,凡他們所告訴你們的,不論是甚麼,你們都要遵行、謹守;但不要照他們的行為去行,因為他們說而不行。」(馬太福音23章2至3節)照樣,我們對待「梵蒂岡」的態度也是如此,只要他們教導的是聖經上的教訓,我們都要順從、接受、實行,但至於他們發明的新奇玩意、人意的傳統、凡火的事奉,我們一律看作糞土,不敢恭維。

  耶穌的道路在高抬肉體的人看來像是叛逆,從祂誕生在伯利恆的那一日起,到他最後一日走進耶路撒冷為止,他們一直千方百計要尋找耶穌、除掉耶穌。然而,耶穌的叛逆,總強如巴比倫的合一!走錯路的任何地方召會,現今悔改,猶未晚也,但你若繼續跟隨巴比倫,跟隨啟示錄十七章的那位大妓女,將來只有毀滅一途,必與大巴比倫一同毀滅。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言29章18節)我們若不在異象的亮光中來看待今日的基督教會,就會困惑於基督教會中紛亂不一的組織、名目、規條、口號。主後七十年之前的召會(即教會)還有十二使徒駐留在耶路撒冷,十二使徒們還能運用主所託付的赦罪權柄(約翰福音20章23節)來對付各地召會中的異端教訓(如在使徒行傳15章),但等到耶路撒冷被毀、十二使徒分別前往外邦各地傳道、並且相繼離世之後,到了第二世紀開始的時候,各地方召會間已經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繼續扮演半世紀前耶路撒冷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有集中運作、以單一地方為職事中心的使徒團隊,各地方召會間的關係不免趨向分散、分立。當代基督教會中的一位先知-雷克喬納(Rick Joyner)-稱這一歷史現象為「使徒職分的消失」(中文讀者可參閱天恩出版社出版之「使徒職分」一書),這是召會歷史上非常明顯的事實,就是十二使徒並未指定他們職分的繼承人(從這一點看出,十二使徒認為該職分的接替是不能由他們指定的),並未指定下一批使徒團隊繼續領導全地的眾召會。

  「使徒職分的消失」也可以與我們主耶穌在比喻中提到「人們睡覺的時候」相呼應,主在馬太福音13章25節的比喻中提到:「當人們睡覺的時候,他的仇敵來了,將稗子撒在麥子中間,就走了。」撒但開始在主所建立的真召會中撒下稗子的種子、即假冒的種子,自那時之後,就不斷有一些團體自稱是「召會」,但卻教導並實行異端的教訓。但因著「使徒職分的消失」,任何一個真正的地方召會各自遭遇撒但的假冒時,無法把問題帶到「跨地方的使徒性會議」中解決,如從前在使徒行傳15章所實行者,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方召會中的牧者(當時他們可能被稱為長老、監督、或主教)必須格外儆醒、謹守,抵擋撒但日新月異的假冒工作,以期保護地方上的羊群。

  另外,啟示錄1章20節的異象也幫助我們透視使徒職分消失之後的召會時期光景:「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燈臺就是七個召會。」這個異象描繪了自那時直到今天,眾召會在神眼中的情形。七燈臺就是七個召會,也就是說,每個地方召會、地方性的聚會,在神眼中都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金燈臺,一個地方召會不需要與另一個地方召會共同從屬於跨地方的職事團隊,不需要進行那種跨地方的聯合才成為燈臺,她自己在所在地方就已經是一個燈臺。不同地方的牧者之間,也許為了對付異端的教訓,或為了認定經書的真偽,有時需要舉行跨地方的聚會,如稱為「大公會議」者,以幫助地方召會的羊群遠離危險,但這種會議並不能改變每個地方召會仍是獨立燈臺的事實。這種「大公會議」是一種牧者間臨時性的聚會,而不是使徒性、常設性的團隊或組織,原是為了對付單一問題而召聚,對於是否接受這種會議的斷案,各地召會仍須自己獨立向主負責。啟示錄1章的異象給我們看見,主並未在七燈臺之上指定更高級的、跨地方的管理團隊,然而,到了第四、第五世紀以後,眾召會中開始有人詬病這種分散、分治的局面,他們想要改變眾地方召會分散、分治的局面,用一個跨地方的職事團隊來管理所有的地方召會,以促進眾召會間的聯合、合一。這種氛圍漸漸抬舉了羅馬、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地方的地位,有一班人想要以羅馬為中心,另有一班人想要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來建立所謂管理眾地方召會的職事團隊,他們各自仰賴屬世政權的力量來促成這件事,打壓、隔離、逼迫那些不肯承認他們更高級管理權的地方牧者,最終形成了「羅馬大公教會」和「東方正教會」的割裂局面。

  在羅馬的那群人宣稱自己是「大公教會」的「教廷」,其中有「教皇」為首,自認為有權統治所有地方召會、有權任免各地牧者,他們認為各地方召會都該順從他們職事的權柄,認同他們制定的節期、禮儀、規條、神學見解等等,若有敢持異議者即被冠之以背叛權柄、分裂教會的罪名,並遭受教會施加的刑罰(當地政權也贊同此事,因為連皇帝自己都畏懼羅馬教會的權勢)。在羅馬的那群人利用政治力量,統治該區域內的眾地方召會有一千年之久,直到16世紀以後,西歐政治情勢快速發生變化,羅馬的勢力才漸漸衰退,重新還給地方性聚會自由實踐信仰的空間。16世紀以後發生在羅馬勢力範圍內的宗教改革,也可以視為眾地方召會逐步回歸正軌的起始,從人意推行的「大一統」回歸到聖靈容許的「分散、分治」,各地方性聚會中的牧者,才有更多空間尋求當地召會在見證上的往前,不再病態依附於那種病態的大一統職事。

  在此,我們無須過度拘泥於「地方」的界限為何,究竟等同於國家行政區域劃設的哪一層級,究竟是市、鄉、鎮、區,也不必拘泥於各地方性聚會牧者的稱呼多麼不同(這等人可能被稱為長老、主教、牧師、或負責弟兄)。重要的是,我們要從七燈臺的異象中來透視地方召會的內涵,並且欣然接受這種分散、分治的暫時性現象,不要貿然跟隨任何自稱促進眾召會合一的職事,那種「合一」極可能是虛假的。19世紀以後,有些人急於終結這種「分散、分治」的局面,未能安靜等候主,每每讓「羅馬的靈」得以捲土重來。羅馬的靈反對宗派、反對分裂、反對背叛、追求合一,但她追求合一的手段卻比宗派更可怕、更狡猾、更虛假、更邪惡。我們若在任何事奉團隊身上嗅出羅馬的靈,定要儆醒防備,不要讓牠趁虛而入!因為這些自稱追求合一、動輒控告別人分裂的執事們,自己才是分裂基督身體的元兇!

  在臺島,近30年以來,在所謂「主恢復的召會」中,至少有兩處地方召會已回歸地方性聚會治理的正軌。這兩地召會的長老團不在本地推行「臺灣福音書房」出版的「晨興聖言」至少已超過十五年,但同時仍與眾召會間仍保持良好、和諧的交通,他們尋求本地召會見證往前的經歷實可供眾召會借鏡。倪柝聲、李常受曾經想要按照「耶路撒冷原則」,恢復初代召會那種使徒團隊的事奉,但我們不能因為他們職事的屬靈份量,就在這件事上盲目跟隨他們。地方召會的負責弟兄們應當保有「再思」的能力,即時脫離錯誤、返回正軌。舉例而言,任一地方召會的長老都有自由拒絕「相調同工」傾向宗派主義或閉關主義的斷案(若有的話),但無論接受或拒絕,那日各人自己都要向主交帳,無法推卸責任(如果因為長老的盲從而延續某種錯誤的局面,這位長老必要在主審判臺前擔當刑罰)。我們雖然無法確保撒但不會在外地引發虛假,但我們卻有責任從我們的所在地終結虛假,這就是各地方性聚會中,「監督職分」的重責大任。在這個初代使徒職分消失後的時代,七個召會中的使者是被握在耶穌手中的七星,他們的責任是最重大的!各地的燈臺能否維持明亮,或黯淡而被主挪去,徒留下自稱「地方召會」、名存實亡之「召會」,其責任在於各地的使者身上!但願眾聖徒為群羊儆醒,也為自己的賞罰儆醒。主必快來,阿們! 



8 Responses to “對於「李常受」和「主的恢復」的公允理解,以及我們今後當走的道路”

  1. 關於同工(全時間)的產生與運用:
    李氏在1984年11月,從幾方面論到相關之實踐方式,首先是關於審核問題:
    所有全時間交出來的人,千萬不要以為有所謂的「同工團」在審核你們,決定你們合格不合格。說得好聽,那是「集中審核」;說得嚴肅,那是「集權」,把權柄都集中在幾個人身上。那完全、絕對是不合聖經的。所以,我們才定規所有要出來全時間的,都該由你們所在地召會的長老審核,這才是正確的原則。
    其次,關於財務問題,即供全職同工生活所需之費用,亦非由一個中央單位統籌分配。李氏特別言明:
    關於供給的問題,我們不願在所謂的工作方面,設立一個財務單位,將一切供給都集中在那個單位,而後從那個單位再分配下來。因此,在全時間供給的需要上,必須各地召會一同顧到這事。
    此外,全職同工從事何項事工,李氏仍認為應由各地之聚會所自行安排:
    即使要安排全時間事奉主的工作,我們也極其不願意有集中的作法,而是完全讓各地召會自行安排。
    至於對全時間者工作的安排,要看各地召會實際的情形。他們是到校園作校園福音工作,還是配搭作兒童工作,或者作家庭福音工作,甚至作社會各階層的福音工作,都要按各地召會的光景而定。
    不過,各地聚會所願意成為全職同工者之人數並不一定相同,所以李氏也特別提到,各地聚會所願意成為全職同工者的人數不均時,其處理原則為:
    比方台中召會全時間者很多,在審查安排之後,若是覺得不需要那麼多,就可以和其他召會有交通。若是臺北召會全時間人數不夠,台中、臺北兩地召會就可在交通中得著平衡。
    當一個青年弟兄姊妹出來全時間時,他乃是奉獻給主,也就是奉獻給主的身體。無論他是受何地的栽培,他要擺在那裏,都應當在身體的交通中,並要照著主在他身上的引導,當地的召會不該把人拉得緊緊的。
    因此,一位信徒要成為全職同工,無論是審核、財務、工作內容,原則上是由所在地之長老審核與決議,並非由一個統一組職集中審核制或決議。但在各地聚會所願意成為全職同工者的人數不均時,可從整體的角度以較具有彈性之作法來處理。所以李氏也提到:
    我們從聖經所看見的帶領,不是集權,乃是身體。在這個身體的活動中,我們要避免分裂。我們既不要集中,又要避免分裂,就需要有交通。
    李氏在進行同工培訓之制度化時,仍依循「一地方一教會」之原則,但同時兼顧了整體上之需求。如此,同工培訓制度以最低程度組織化,且避免過於集權之作法,達成了強化各地聚會所之目的,並同時兼顧促進整體發展之需要。

    關於與基督教的往來

    在另一段李氏於1956年之聚會記錄論述:
    你我在這個時代所應該作的,乃是把生命供應別人。當人和你接觸時,人在你身上該碰著一個東西,是他們一生不能忘記的。不要管他走什麼路,到什麼地方聚會;也不要以為在基督教裏,我們的聚會是最好的,我們聚會的人數是最多的。這種思想不是在復活裏,我們必須定罪這種思想。
    李常受,《召會的歷程》,臺灣福音書房,2005年,頁256~261。

    這並不是說,我們不可以被公會(指基督教團體)請去講道;我們可以去,只要有機會,我們願意把福音、真理,把主的話傳給任何人。所以一九三七年,工作定規我們幾個人出去,我被安排到華北、西北這一帶,到各地的公會講道。他們請我,我就去。我不僅講生命的道,在生命上造就他們;看見他們不清楚福音,我也傳福音。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後,毫無果效…
    學了這些功課以後,從一九四〇年我們就不再去摸公會,因為那是白費工夫。以後到了臺灣,我們的態度就是積極傳福音,把基督教暫時擺在一邊…。有時,有些弟兄誤解我們狹窄,說我們不肯去接觸公會的人,但事實上,我們並非狹窄,並非不願意顧到他們;我們乃是從經歷中學到功課,知道那是白費工夫的。
    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冊》,臺灣福音書房,2001年,頁207~209、234。

    最後給你看一下現況
    近年來召會聚會所之宗教活動參與的程度與面向,與過去相較呈現截然不同之面貌。以下茲列舉數種類型之來往方式以說明現況:
    1、召會聚會所同工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之佈道與信徒造就:
    2011 年臺灣信義會第30 屆總議會,邀請召會聚會所同工造就信徒。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所開辦之「2012尼希米教牧學院」,係開放予各基督教團體教牧同工與信徒領袖之授課課程。召會聚會所同工亦為其中部分課程之授課教師。此外,近年來相當具有知名度之新生命小組教會,亦邀請召會聚會所同工前去講道。
    2、出版與文字工作的合作:
    「臺北基督教書展」係各基督教出版社共同舉辦之聯合書展。召會聚會所之台灣福音書房不僅參與展出,同時自2010年起迄今皆以信基大樓作為展場。2013年1月應臺灣基督教道聲出版社的邀請,基督教全國兩會《天風》編輯部單渭祥牧師和出版部之包智敏牧師抵台進行友好訪問,與臺灣基督教傳媒、出版界有進一步的交流,其中亦包括台灣福音書房。
    3、交流與參訪: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長卓新平,於2008年4月訪問臺灣福音工作壯年成全班,並發表「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關聯」之演說。2010年中國國家宗教局長一行人來台參訪,參與蒲公英希望基金會主辦之「兩岸基督教交流座談會」。此一座談會係舉辦於信基大樓,並有逾百位基督教界代表出席。此外,蒲公英希望基金會主辦之「2011 基督教兩岸教牧及神學座談會」,召會聚會所參與該次盛會。
    由台灣基督教界所共同組成之「跨宗派教牧訪問團」,係由蒲公英希望基金會牧師與召會聚會所同工擔任參訪團總幹事。自2011年迄今,已組團訪問中國全國基督教兩會、各省宗教局以及官方單位如國家宗教局、中央統戰部、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並參訪當地多間具代表性之教會及神學院等相關單位。此外,2013年之兩岸基督教論壇舉辦於台北市,兩岸將近300位牧長與教友共襄盛舉。俟論壇結束後,大陸87位牧長即展開台灣各地教會、神學院、福音機構之參訪旅程。參訪與召會聚會所之行程為中部相調中心、高雄市召會,以及台南市召會。
    4、宗教學術活動:
    自2001年參與「西方差會來台宣教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台灣召會聚會所正式開始對外之學術交流。近年參與或主辦之學術研討會包括:2007年1月在香港舉辦「從歷史、神學及護教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講座;2008年2月於北京燕京神學院舉行真理研討會、在香港舉行中國宗教政策研討會,以及在韓國首爾舉行真理研討會;2009年3月在香港舉辦「啟示的傳承─李氏著述並其與倪柝聲路線關係研討會」;2010年10月在香港舉辦「中文聖經翻譯版本的比較─介紹幾種翻譯版本與希臘原文並主要英文譯本」講座、在台北舉行「宗教自由暨教義與國家法治之規範論壇」;2011年12月在新北市淡水舉行「2011年近現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思想研討會」等。
    5、聯合性之聲明:
    自2012年底中國政府大力取締多次引發社會治安事件之「東方閃電」(或稱全能神教會),此後東方閃電即試圖在台灣尋求發展,並在各大報刊登其宣傳廣告。此事引起台灣所有基督教團體之注意,台灣召會聚會所於2013年2月與台灣56個基督徒團體共同發表「臺灣基督教眾教會聯合聲明」,並刊登於台灣各大報。台灣基督教界更於2013年8月12日在台北市召會之召會信基大樓舉辦「國際反邪辯證座談會」,並號召成立「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籌備會。該學會係常設性組織,發起團體包括台北市召會、新店市行道會、士林靈糧堂、臺灣信義會、衛理公會、臺灣中華神學院校友會、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等等。
    平心而論,早期召會聚會所不主動任何發展對外關係,或許尚可應付於台灣當時之時空背景。但在召會聚會所擴展至北美、歐洲與全球各地後,即無法再以相同方式應對於各種截然不同之文化或環境。召會聚會所為因應前揭訴訟事件,反而使其得以積極對外發展,促進其與基督教團體之友好與合作關係。對於宗教界與召會聚會所而言,不啻為利人利己之結果。

    以上都是別人寫地方召會的文章。有事實、有書報根據,不是只有一些看法跟感覺的話而已。
    弟兄,我覺得你很需要跟你的所在地以外的弟兄姊妹多交通,真理是兩面的,只看一面而沒有看另外一面,會有偏向一端的危險,若你願意,我可以來台北找我,感謝主!

  2. 親愛的弟兄,非常、非常感謝您的補充!我考慮在本文的續文中參考引用!
    (不知您是台北哪位聖徒呢?我如何去找您交通呢?)

  3. To skaya999:
    您說的同工安排,說穿了就是由各地方長老自行評估當地全時間者,自行評估是否繼續給予每月固定供給。

    不過,這只是針對那些’小同工’的辦法,因為他們並未兼具長老職分。

    如果一位同工兼具長老職分,情況又不太一樣了,李常受這番話並未提及誰來審核’大同工’,像朱韜樞這樣的大同工,一但得罪總部的同工們,待遇就更慘了…

  4. 如果你是大同工,一旦你得罪了總部的相調同工,他們就會說你’混淆了主恢復的路線’,發隔離檢疫信函給眾召會,搞得你聲敗名裂,看哪個地方長老還敢邀你去開特會…朱韜樞的遭遇就是這樣!!!!!!!!!!!!!!!

  5. 當年有人對倪弟兄說:「開西大會都不邀請史百克去講道,這對史百克的職事而言是一大損失!」倪弟兄回答說:「開西大會都不請史百克講道,那是開西大會的損失,不是史百克的損失!」

    同樣一件事,有不同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說:「相調同工們隔離了朱韜樞,那是相調同工們的損失,不是朱韜樞的損失!」約瑟的哥哥們把他賣掉,難道是約瑟的損失嗎?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6. SKAYA弟兄補充的很清楚,非常充分的說明了我們並不是閉關弟兄會。

    「有人說,李弟兄就像弟兄會的發起人達祕,另立一個十分嚴格的宗派。今天,我們要在這裏清楚這件事。一八二八年,主在英國興起一班弟兄們,他們中間恩賜最大的就是達祕弟兄。慢慢的,他們中間有的人,的確形成一個很厲害的宗派。若是你在講解聖經時,對某一點的講法和他們不同,他們就不接納你。譬如,他們主張蒙頭,你若不蒙頭,他們就不接納你。再譬如,達祕相信災前被提,若是你講災後被提,他們就要革除你。這就是達祕和他的同工牛頓分開的原因。…所以,你要去和他們有交通,和他們聚會,你必須和他們有一樣的見地、一樣的作法,若不然他們就不接納你。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對的。

    我們在主面前蒙主帶領,卻不是這樣。你信災前被提,我們接納;你信災後被提,我們也接納。請看我們的姊妹,有的蒙頭,有的沒有蒙頭,我們是一概接納。即使今天有個天主教的神父,穿著一件神父袍來了,只要他是得救的弟兄,我們也接納。所以,在接納的事上,絕不能說我們和達祕一樣,也不能說我們和弟兄會一樣。」(主的恢復與神心願的完成/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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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David給 新北市召會周弟兄 的答覆:

    你看見其他團體的刺,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但願主憐憫你、給你光,使你免受審判。

  7. 黃弟兄,我的感覺是,我們都需要光,也都需要憐憫。

  8. 你我若真的活在光中,我們裏面的感覺定規越過越積極。我們會感覺到神的心意、基督的身體、召會的需要、和神今天的道路。這時,我們再來讀聖經,就會看見這一本書活了,向我們放明了。我們裏頭若是活了,聖經對我們也就活了;我們裏頭若是明亮了,聖經對我們也就明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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