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制度兴衰之关键:国民道德水平高低

  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共产制度绝对是可行的。将近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境内的耶路撒冷,在一群相信耶稣的人们中间,曾经实行过完美的共产制度,路加笔下的「使徒行传」留下了以下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2:44~45)「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魂的,没有人说他的财物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4:32)「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4:34~35)

  真正共产制度只有在一种条件被满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长久实行,这个基础就是:共产群体中的每一成员必须具有高度的道德水平。然而,再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人类因远离了神,道德必然日趋败坏,因此如果没有获得从神来的救赎,人类按照堕落的性情自然发展,道德水平只会愈来愈低,绝对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产社会。在远离神的世人心中,「保障私财、争取私权」乃是极其正常、合乎人性之事,启蒙时代的学者更视人类追求满足私欲之心为社会制度进步的原动力。17世纪以后,欧洲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许多学者致力于建构适合当代人民的社会制度(包含政治、经济各层面),200年之内,各种自命指导社会进步的理论相继出炉,包括政治层面的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经济层面的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等诸多理论。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美日俄列强侵华,中国遭遇内忧外患、积弱不振,许多青年人心中激起了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的热情。这些热血青年奋力学习,一位一位转向近代欧洲萌生的各种思潮汲取养分,其中最有名者莫过于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今天中华民族在海峡两岸奉行的两种社会制度,就是由这两位先生领导开创的制度。然而,追本溯源,启蒙主义的基调是本于人的力量,而不是寻求神的救赎,启蒙思想家那种相信人力可以建造理想世界的信念,不论形式上建构出哪一种「主义」,本质上都与圣经记载人类尝试建造巴别城塔的信念完全一致。

  在中国大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他们到今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至今距离真正的共产社会还非常遥远。共产思想当年能在中国吸引一代青年,并成功地成为统治大陆的唯一政治意识形态,我认为与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较欧美人民略胜一筹有相当重要的关联。那一代的中国人,虽然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知识分子口里高唱「打倒孔家店」(陈独秀语),但整体来说,农工平民阶级深受长久以来儒教文化的潜移默化,大多民风朴实、注重道德良知。这与西方世界长久以来注重知识、轻忽道德的文化背景相当不同。中国的独特国情为共产党人的崛起提供了较佳的条件,再加上日本侵华,大陆人民苦不堪言,国民党政府无力快速遏止日军的攻势,社会底层人数众多的农民和工人更加容易相信共产党人的理想。毛泽东发明了最简洁的语言和口号来宣传共产党的理想,渐渐成为身居水深火热之无产阶级人民心中的唯一救星。相较之下,台湾人民在日本侵华之时已经经历了40年的殖民统治,多数人民看见日人在本岛实施的现代化建设,看见公共卫生、社会秩序等方现显著的进步,已经渐渐对于殖民政府产生认同感。我已逝的祖父生于日皇昭和时代,约为民国20年,他在晚年时期还常在家中播放「天皇万岁」的儿时熟悉歌曲,台湾人民对日本的好感由此可见一斑。(日本是东亚地区率先实施全面西化,和平移植西方民主思潮的国家,私利精神与制度自维新运动以来也早已根生蒂固,这也是共产党在台湾搞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是个无神论者,他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藉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最终过渡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言绝对不是真理。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人类不藉由神救赎的工作,单凭自己集结的力量,绝对不可能打造出真正理想的国度。共产主义思想与其它启蒙思潮激发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都犯了共同的、致命的错误,就是离弃神、远离神,因此,这些思想至终都不能带给中国人民真正的和平与繁荣。共产党人如果继续敌对耶稣的教训,那等于是自掘坟墓。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挂名基督教徒)乃是世上道德水平最高的人,在这些人中,真正的共产制度不必透过武装革命,就能完美地实现,这群人才是中华民族富强的「国本」,他们的人数一但减少,国民道德水平必然更加低落,共产党政府必定面临垮台的危机。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有一极大的缺陷,就是对神的存在、对人的良心的无知和误解,这种无知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必然被检验出是虚伪的真理,那些因信耶稣而经历过圣灵能力的人们都能够从生命实践中证实无神理论的谬误。求神赐给当代中国领导人接受圣经真理的智慧与勇气,接受死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为主,靠圣灵帮助带领中华民族步上永久富强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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